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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gropius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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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31 22:14:0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崇拜毛泽东,但在崇拜的同时我也认为,毛泽东本质上也未能摆脱传统主流文化的桎梏。他也仍然用格兄所说的旧天下观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毕竟是旧学教育出来的人嘛。
发表于 2006-12-31 22:26:1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6-12-31 22:14 发表
我崇拜毛泽东,但在崇拜的同时我也认为,毛泽东本质上也未能摆脱传统主流文化的桎梏。他也仍然用格兄所说的旧天下观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毕竟是旧学教育出来的人嘛。

老九吹毛求疵,哈哈
毛及其伙伴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他们虽然学习了当时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的观念,但毕竟没有在中国现实政治土壤中有良好或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蒋介石政府那个外交就别提了.....),在战后国际关系处理上(比如赔偿、移民遣返、领土、同盟或对手等问题)上就带上了太多理想主义色彩,外交上也留有此类浓重的痕迹(地中海明灯)。
发表于 2006-12-31 23:55:14 | 显示全部楼层
理想主义色彩???不。
我认为更确切的说,应该称之为泛道德主义。(因为尚未考虑成熟,容我以后再细答cu兄)
发表于 2007-2-12 23: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2-18 03:29 AM 发表
毛泽东的诞辰就要到了,转一篇文章以示纪念。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
(本文是2006年9月作者在北京两所高校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祝东力


开场白

非常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讲座题目稍有一点 ...



仔细读了一遍。非常好。很完整。逻辑上没发现什么问题。


作者对毛泽东之于未来的意义有洞见。


人类历史上三类巨人:思想家、艺术家、英雄。毛泽东是三位一体。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甚至史无前例的。
 楼主| 发表于 2007-2-19 21:44:11 | 显示全部楼层
给天地论坛的各位朋友拜年。
俗务缠身,很久没来,不成想论坛有这么多的喜事,刀口、家族、困难、陈忠言等军坛DX齐聚天地,可喜可贺啊,呵呵。。。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2-20 12:35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7-2-22 02:30:53 | 显示全部楼层
给格兄拜年了。
好久都没来了,一定是忙。寒假结束前还能再贴一篇大作么?我想看。
 楼主| 发表于 2007-2-22 09:26:01 | 显示全部楼层
给九五兄拜年。
下学期要开两门新课,目前忙于备课,短时间内写不了长文,可这个问题又需要集中注意力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表述,所以短时间内还无法继续。现在一般上来都是浏览一下,看到感兴趣的文章花个十几二十分钟回一下,不敢展开来写。
老兄当初可是许诺要写一点的,不要忘了哦。
发表于 2007-2-22 09:28: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7-2-22 09:26 发表
给九五兄拜年。
下学期要开两门新课,目前忙于备课,短时间内写不了长文,可这个问题又需要集中注意力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表述,所以短时间内还无法继续。现在一般上来都是浏览一下,看到感兴趣的文章花个十几二十分 ...

Gropius兄该学习一下新城兄,先把地儿占了然后再盖房子,我想这样不需要很多大块时间的....
发表于 2007-2-25 14:4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明就是变着法的夸奖自己嘛~~大家高举水杯,为流氓的虚伪,BS一个
 楼主| 发表于 2007-3-10 11:02:3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7-2-22 09:28 AM 发表

Gropius兄该学习一下新城兄,先把地儿占了然后再盖房子,我想这样不需要很多大块时间的....



政策变了,现在圈地要交土地增值税了。


说老实话,后面的一时还写不出来。最近脑子有些乱,杂事缠身。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3-10 11:06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7-3-10 11:03:5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岛链 于 2007-2-25 02:42 PM 发表
明明就是变着法的夸奖自己嘛~~大家高举水杯,为流氓的虚伪,BS一个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3-11 02:21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7-4-2 23:0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经常来看这个帖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内容了,我转个王朔谈文化的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王朔



1
      20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槛楼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


  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0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儿。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溯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军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摘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地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梁》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好像这还不够乱,流行乐坛又在一片西北风声中沸腾了。在我印象中那都是一年当中前后脚的事儿,刘欢田震那英抗天模王迪孙国庆联抉出道,人民群众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崔健又横空出世了,哑着大便干燥嗓儿一吼,竟如天上下刀子,纷纷击中中国人的麻筋儿。他还不是单一个人,看见他的同时也看见了他身后一片摇滚队伍,黑豹唐朝眼镜蛇什么的,早埋伏在我们周围,一声炮响,杀声四起,刀兵齐出。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在目不暇接的文化盛宴中度过的,一个惊喜接一个惊喜,这时的港台文化只是一片曼妙的远景陪衬,只有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听到它们发自角落的袅袅余响。我听到它们的音乐在播放,看到它们的电影在上映,也见到路边书摊摆着它们的小说,从设想过这也是文化范畴内的东西,即便是有些人的作品哄传一时,也认为是小孩子的爱好,中学生的激动,并不把这视为成年人应该关心的事。在这儿,我想应该做一个区分,香港和台湾在我眼中是有高下的。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在当时我是可以干脆认同的,说台湾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化表现我十分犹豫。尽管我有顽固执勤的信念相信我们的文化在华人文化圈中是最优越的,但要说我从没被台湾流传过来的东西打动过也太不凭良心。


  台湾人是后来的。他们人进大陆前,已先声夺人。我指的是邓丽君的歌。我最早听到她的歌是《绿岛小夜曲》和《香港之夜》,录在一盘质量很差的磁带上,买录音机搭过来的。那时我们这儿还在声嘶力竭地玩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很优美的情感也只会高亢尖利地表达出来,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后来是侯德健、罗大佑,他们给我的耳朵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好歌确实不仅仅是悦耳,也有那个文学性,即对人内心深处清脆的打击。我得说他们丰富了我的情感。他们的歌是那种可以使你停下来对自己多看两眼的东西。侯、罗是流行音乐中的超凡脱俗之辈,除了摇蹬,我们这儿还没有能跟他们比肩而立的人物。


  还有李昂,比她稍逊的白先勇,他们是我读过的并认为是小说的为数不多的台湾作家,也许还应该加上陈映真,只是我读他的东西不多,无法论及。还有两个女子也不能不提,一个是席慕容一个是那个著名的三毛。她们的东西我不觉得有力量,较真儿地说那是次一等的文学,精神容量和感染程度相当于好的流行音乐,李宗盛童安格那一级,但我忘不了读她们东西时作为一个读者所受到的单纯的感动,那是使人想变小变透明的感动。她们的文字有水晶般的效果,能写出那样的文字也是才女了,也许我们还要十年,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出现,才会有这副文笔。


  电影,当然要数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这批人,他们的创作和我们这儿的"第五代"可说是交相辉映,各不相让。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的作品气质更接近我们这儿的"第六代",不那么宏大,找那个民族魂,更城市,更个人。依我之见,李安也应该算他们一伙的。对城市、现代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城市中的人与人关系,他们集体显得比我们的导演更有感受,把握经验也更充分,已经先我们一步跳出了中国人的仪式化的生活表象。


  老实说,我对台湾人的印象一直比香港人好,也许因为他们讲国语,很多人本来也是大陆过去的。我接触的台湾文化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甚至在我看来都有些迂阔,那种方朴诚恳在大陆也是少见的,人好在骨子里,不但可以一起做事也能玩到一起去。纽约有个台湾来的华人导演叫皮特—王,居然一日京片子,跟他聊天聊老北京的事儿会感到自己是野的,外来的,这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感受:大家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甚至那些台湾商人,也比香港商人多一些豪气,喝起酒来很仗义,当然也没准儿我接触的那几位正巧都是黑道来的。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即便是在热闹自大的年代,我也隐隐感到了来自海外华人文化的冲击,只是不能正视它,就本能而言,我倾向于忽略、贬低那些非本地的陌生的文化形态。





2


  到了九十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已不是天外隐雷,而是化作无数颗豆大的雨点儿结结实实落到了我们头上。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仅仅认为是经济繁荣后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我的文化观仍停留在过去,即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对大众是一个给与,带领和引导的单向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依旧蔑视大众的自发趣味,一方面要得到他们,一方面决不肯跟他们混为一谈。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我们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态的不同,时间久了,等咱们都老了,你会发现咱们其实一直是一伙,手心手背的区别,所谓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绝种,咱们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


  我的朋友中首先意识到大众文化时代到来的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郑小龙。那时他们那个电视剧生产单位已经在全国屡次制造了轰动效应,《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等等,保持着一年打响一部的节奏。尽管这些戏有的本来也是通俗小说,有的属于主旋律,但生产过程还是所谓"精英文化"的模式,先找一部有基础的小说,由作者本人或资深编剧反复修改,锤字炼旬,再经过专家的多次严肃讨论,深入开掘原作中的思想深度,突出原作中的人文追求,然后细细拍来,简言之,不计成本,一切目的是为自己的,当然也要讲是为人民为艺术,实际上,主要满足的是创作者的成就感。甚至有这样的逻辑:只有创作者先得到满足人民大众才能,同时也就被满足了。


  一九八九年初,郑小龙和李晓明这一对当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著名的狼和狈找到我们几个,谈到要搞一部电视剧,和以往其他电视剧不同的是这部戏要长,起码四十集,要低成本,全部在室内拍,多机,而且不找小说改编,也没有符合这个长度和拍摄要求的小说可供改编,郑小龙拿出的故事核儿或叫设想就是一张小报上几百宇的报道,剩下的都要仰仗大家现攒。有一个原因是直接促成他要搞这么一部戏的动机,他们中心在香山新落成了一个摄影棚,必须保证天天有戏拍,这个棚才不会亏本。室内剧这个概念则是得自当时正在中国电视台狂播的巴西电视剧《女奴》和《卞卡》。可以说,郑小龙意识到了作为一个电视剧生产组织要维持运转,指望作家深思熟虑之后拿出心血之作是来不及的,那等于靠天吃饭,要形成规模,讲究效益,必须走到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一条路上来。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对生产力提高的渴望改变了生产关系。一进入这个剧组我就感到了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大家上来就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到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这部戏的主题、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贷习根?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现报,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何翻译官的话说就是"祝你——祝你同样下场!"


  听起来可笑么?那时搞电视剧还要先端正态度,跟自己说明白了这个戏是要给老百姓看的。这在我,现在也不觉得荒谬。今天我每次参加影视剧的剧本策划和创作见到导演投资人都要先问:咱们这戏是给谁看的?给大众的和为自己的完全是两条思路,互不搭界。今天的大众也不像过去那样铁板一块,还要进一步问:是家庭妇女老干部?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髦女青年?还是中学生小学生和累了一天的民工?这几大块互相的趣味也打架,也常常互相瞧不起。"愤青儿"一般就算了,不在考虑之列,别看他们嚷嚷得凶,似乎在社会上也是一股势力,但这帮子从来不花钱进电影院,晚上也全在街上飘着,不构成大宗的电影电视消费群体。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和职业道德!一旦决定了参加进来,你就要放弃自己的个性,艺术理想,甚至创作风格。大众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作者自己的个性,除非这种个性恰巧正为大众所需要,譬如流行歌曲中总在唱的那种"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生活态度。这态度看似背离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但因其取意真诚又在更宽的层面被接受,唐诗专有这么一路怨府体,在根儿上并不冒犯自认为"这世上最善良"的中国人。对,我想大众文化的底线就在这里——不冒犯他人。在这之上,你尽可以展示学问,表演机趣,议论我们生活中的小是小非,有时也不妨作愤怒状,就是我们常说的"玩个性",中国人一提正义总是很动感情,愤怒有时恰恰是最安全的。


  那部电视剧就是《渴望》。这名字是李晓明起的。他作为这部剧的第一编剧在一九八九年忙了一年,我们只是在角色设置,人物身份,人物关系,故事线索上胡乱出了些主意。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有一个好人,就要设置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一个住胡同的,一个住楼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默默的;这个人要是太好了,那一定要在天平另一头把所有倒霉事扣她头上,才能让她一直好下去。所有角色的性格特征都是预先分配好的,像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你只能直行,你只能斜着走,她必须隔一个打一个,这样才能把一盘棋下好下完,我们叫类型化,各司其职。演王亚茹的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不喜欢或叫不相信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合乎人情的,找导演谈,导演也许很同情她,但他也无法对这个角色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因为40集戏全指着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搅了。我们搞的是一部大众文化产品也叫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有它自己的铁的规律,那是你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无从逾越的,它必须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个个走极端。在这样的作品中追究作者的艺术抱负是痴人说梦,由此判定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常常会发生误会。很多人谈到《渴望》中相对负面的王沪生一家,因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指作者有反智梗向,其实这一角色身份的设立纯系技术问题,本来大家的意思是写一个老干部家庭,因可能更易造成误指,遭小人口诬,便放弃了这个其实更典型方便叙事的人物身份。现在好了,现在有大款阶层,所以大家一想到要在剧中给好人设立一个对立面,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这帮倒霉蛋,把人类的所有缺陷所有屎盆子都扣他们脑袋上,也没人心疼。


  永远不要同情有钱人!这也是大众文化一个响当当的主旋律,铁的规律。





3


  《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那也并没有使我觉得这是值得投身居间一浪的行当。艺术不是为大众的,这个观念在我头脑中根源蒂固。我想写的还是能够自我满足的小说,尽管那时已经有言论说我的小说其实就是通俗的东西。一九八八年我有四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那一年陈吴苏当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拍"娱乐片"的口号,其实那也是意在恢复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本来面目。那之前,我们都把电影当艺术或宣传工具。在我们这儿,很多常识都要重新提及,现在看一些前些年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严肃争论的文章,真是可叹,那些吵得不可开交似乎严重得要人命的问题都被时间回答了。陈吴苏提出拍娱乐片,我的小说因此受到青眯,所以我的小说有很大娱乐性,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娱乐性即通俗性,通俗性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品格,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天生,本来,早就,一直就是大众文化的一员干将,这个定位1988年就已成公论。


  那时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大众文化为何物,我也不知道,很多嘴架打得稀里溯涂。当时的北影厂长宋崇说我的东西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由此引出"痞子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话正中了我的作品的低俗性,我也认为这话贬低了我,在讨论会上我的朋友还用我的作品中抒情的那一面据以反驳。现在看来,正是这话肯定了我的文化精神。确实,我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中间的痞子精神,而不是早期流露的那些青春期的迷倔和幻想,所谓抒情部分。这不是低俗,或者说低俗只是这种状态的表面,谁会为痞子的行状粗话格外感到受冒犯?中产阶级——如果说"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分带有政治性的话,——及其他们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观念。真正大众文化的主流,举凡真善美,非札勿视,非礼勿听,教化文明,都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映。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小痞子都知道,所谓大众文化主流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同义词。记得前二年莫言还曾写文章嘲笑张颐武提出的"中产阶级写作",认为中国哪有什么中产阶级,饭还没吃饱呢。其实中产阶级有否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所以,宋崇那番话与其说是站在官方立场精英立场对大众文化中糟粕的批判,不如说是站在中产阶级大众文化主流的立场对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精神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厌恶。如果说宋崇的言论仅仅是一种本能的拒绝,邵牧君的评论则十分公开和自觉地站在中产阶级大众文化的主流立场说话。他是研究美国电影的专家,最早提出中国电影要向好莱坞学习,走好莱坞之路。好莱坞是什么?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可以说把检查制度设在观众席上。古榕在拍《红天鹅》时邀请观众参与影片修改在我们这儿曾被作为新闻或说噱头暴炒,那在好莱坞则是一个制度。我在洛杉矾小住时,两次在街上被好莱坞的民意调查员拦住邀请前去观看刚拍好的新片,惟一的要求是看完填写现后感调查表,像洗发水厂商发放的用户调查表一样的格式。以这样的电影作为标准,痞子电影在邵牧君眼中自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那一个词,低俗。有意思的是邵牧君并不觉得自己像一个担心孩子学坏的家庭主妇,而表现得像一个艺术电影的拥护者。他谈论思想性,从这个角度批评低俗,这是那个时候批评的通常的混乱思维。大家都爱从思想性这个制高点出发判断一部作品的高下,并不管批评的对象属于哪个范畴的东西,也不顾及自己其实站在什么立场。最不要思想的就是大众文化了!他们只会高唱一个腔调:真善美。这不是思想,这只是社会大众一致要求的道德标准。别再把这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拥护真善美的并认为这是文艺作品惟—应该表达的内容的人,你们都是大众文化的中坚力量,你们尽可以张扬你们的文化理想,赞美这样的作品,但别提"思想"二字,那跟你们没关系。你们的头脑中早就容不下思想了,只有一个个坚硬的道德礁石和数不清的快感神经。


  邵牧君早就不谈思想了,我看到他为贺岁片写捧场文章中大谈愉悦,把影片的成败量化为放映时剧场的笑声统计,这就对了,这就叫有的放矢,干什么陷喝什么。顺便说一旬,我这不是对邵牧君的贬低,绝没有时尚的一提谁为大众文化喝彩开道就意味着这个人堕落低级趣味的弦外之音。邵牧君有无思想那要看针对何事而言,我欣赏的是当他进行大众文化批评时应有的态度。


  还有一点至今颇为流行的批评混乱应该提到,大众文化的倡导者们往往在这一点上忘了自己是谁,胡乱把自己的手搭在了艺术之车上。这是一个经年沿用的惯词,早就失去了原始词义,叫"艺术的真实"。大众文化有自己的标准构置和法定梦境,万人同一的,一遇到搁不进去又是实实在在无可否认的存在,所谓"生活的真实",他们就要祭起这个法宝,说"生活的真实不能取代艺术的真实"。好像艺术是和生活对立的,起码也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这确实是一个弥天大谎,多少年来那些非艺术的文化亚文化包括大众文化以此自欺,进而欺世,心安理得地造假,还训练出一批广大群众,一谈艺术人人振振有辞,说来说去无非是要艺术变成一个让他舒服的东西,只提供他想看到的景象。"艺术的真实"这句话很重要咽,试想若没有这么一句诡辩,真善美就不可能成立了。生活中的人知道生活的残酷,在我看来,正是这份残酷构成了艺术的起源和艺术存在的全部合法性,生活的真实——即艺术,这是我的艺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真实"是我区别非艺术的关键词,一说某作品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好了,这是一假活儿,一定是为迎合某种社会需要而造。


  结论:大众文化早在大众文化兴起前便为社会所提倡了。我们对艺术理想最激烈的诉求其实不过是对大众文化的呼唤和向往,这一企盼甚至流露在对非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大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早就、一直深深植根在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心中,从劳动人民到知识分子对接受这一文化根本不需要任何心理转变,或可说那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4


  为什么我那么不情愿,也自知自己和大众文化最根本的分歧点不可调和处在哪儿,而在九二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力打手和摇唇鼓舌者,用谢冕的话说"最媚俗的中国作家"呢7这要从我为人的精明谈起。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的,改革开放初,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倒爷"中的一个,知道流通领域在整个商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说的"卖"。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这在今天是个常识,当时可未必,特别是像书这样的所谓精神产品,若说个"卖"字,似乎先失了人格。本来卖书也不应该作家自己去卖去咆喝,这是出版社的份内工作,可那时出版社一个个装得比什么都正经,羞羞答答,好像他们印书从来都不跟读者收钱,做的是慈善事业。记得那时去跟出版社谈版税,越是大社越假正经,闻"钱"色变,似乎我不但珐污了自己珐污了作家的称号也同时珐污了他们珐污了编辑工作的神圣,他们那个样子也许不该叫假正经,是真正经。有的一直在印我的书,白白印了几十万册捞得钵满盆满只给我一壶醋钱的出版社还在背后说我忘思负义,忘了是他们在当年"推出"了我。这话不说了,因为这段恩怨已经了啦,今天没有一个出版社再以作家的恩人自居,每个人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挣出来,写书也许是精神活动,出版则是一个商业活动,应建立在诚信互利的基础上,先谈操作后论意义谁也不欠谁的情这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话说回来,九二年以前,尽管我已有了通俗作家的名声,据称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在图书销售上反映出来,单册图书销售始终在几万册徘徊(也许是出版社瞒了印数)。我对自己十分怀疑,没有任何显著的迹象证明我已经成名,如果别人说的是真的,市场不该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意识到,如果问题不在我这里,那一定是在流通领域,换句话说,我这个牌子在消费者心目中还没有真正打响。再换句话说,我还需要强有力的广告推介,要打开市场,除了既有的文学人口还要唤醒潜在的文学消费者,用时髦的商业口号说,"引导消费""制造需要"。毫无营养的口服液滋补药都是这么成功的。


  可是我没有钱去打广告,别说上电视台,就是在报屁股上登豆腐块也是单本图书那一点利润所得承受不起的。都说书贵,其实书价的一半要叫批发商零售商拿走,另一半的一半是印刷成本,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出版社和作者一分也就是各自回家过日子的钱。我多么希望中国也有那种集出版营销于一身的大出版集团,只有这样的大家伙才有可能把广告打得满天飞,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单打独斗,除非我爸爸是一亿万富翁,可要他是这么一块料,我还用拿书挣这份小钱么?我就为艺术而艺术了。我也想过,清夜难眠,们心自问:可不可以只爱真理不爱钱,像自古以来传说中的文人一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练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想了又想,不能!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田!这个险冒不得。而且且慢;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是,有穷死的,曹雪芹,我就知道这一位,那时候不是没稿费么?那是社会不公平,咱不是不能再让那人间悲剧重演么?强调艺术和金钱不能兼得的人还老爱拿梵高做例子,那我这儿还有一毕加索呢,这厮挣了多少钱,你能说他比没挣着钱的画差么?两回事,艺术和钱不打架。我就敢放这话:你说一个穷死的,我给你举出三个富得流油的。鲁迅怎么样,在稿费问题上也决不清高,什么好朋友,少一个子儿不行!我给他算过,最盛时期,每个月有上千大洋进账。当时一个奶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三块钱。当一个作家容易么?想挣点钱先要摆出这么多说道。都是叫那帮正人君子害的,天天说钱是万恶之源,君子晓于义,小人晓于利,弄得我们这种老实巴交的读书郎一提钱就有极大的心理障碍。年轻人啊,你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是从一个社会风气多么虚伪的时代过来的。


  为什么越是老作家越是激昂,越跟钱过不去?他们也是悲剧人物,年轻时能写,没挣着钱,或者挣了点花光了,中年以后被人养起来,不死不活,老了,就见晚景日渐凄凉,记性也不大好了,恍惚间便以为自己一辈子与真理相伴,工资那都不叫钱。看到他们,我更多的是同情,作家,就是一奶牛,奶水再足,也架不住天天挤,狂挤,没一辈子都出奶的,都有被挤于那一天,不趁有奶的时候存些奶粉钱,老了也只有清水冷猪头找个庙堂扮庄严相这一条路好走了。我尊重他们,但也对自己发下毒誓:再也不能那样活!


  九一年中我完成了自己前期的主要创作,脑子空了,下一次"起范儿"还不知猴年马月,眼下,当务之急要把这批已完成的作品卖个好价钱,出版社是指不上了,还是国际歌里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这个词我记不住了),全靠我们自己。


  这时,我抬头看见大众文化在向我招手。大众文化在那一年集中表现在报纸周末版的出现,大量的以报道影视娱乐、明星花絮为内容的小报上了街头。那时大家还比较老土,也不那么休闲,时尚还是不良少年专利,汽车房屋电脑股票名衣名鞋美容美食怎么讨女人欢心怎么留住老公心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似乎还不是正经报纸好意思登的,大家还不愿意只关心自己,想轻松一点也仅仅把格调降到电视剧及其从业人员身上,那看上去还像是和正经文化沾点边儿。那是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小报上全是电视剧的鸡零狗碎,流行音乐也要借助电视剧才能流行,歌星们四处托路子给电视剧唱主题歌,一部电视剧红了一个歌星那是常事。电影就是那年开始走下坡路,没了观众缘,电影演员走在街上"掉人堆里就找不出来"。二流电影导演拍个片子想在小报上炒个消息都很难。直到九五年美国大片进来国产片也跟着搞了一次小高潮,确实拍了一些好看的片子,也学了一些商业发行的小伎俩才在小报上卷土重来。


  还用再想辙么?路就在眼前,这就是不要钱的话广告隅,我要创牌子推销自己,搞电视剧就是了。我一直是拿电视剧当给自己打广告看待的,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小报上说疯话去,混个名儿熟,读者一见书皮儿,咦,这不是昨天还在报上放狂话那位么?丫都写了什么呀我得瞧瞧。这一招相当管用,九二年我见了足有两三百名记者,都见到了,大报小报,北京外地,同一张报纸见了文艺版的见影视版,见了副刊的见周末版的,自己也说乱了,惟恐红不透,惟恐声音不能遍及全国城乡各地。与此同时,图书销售应声而涨,每本均破十万大关,且持续节节上升。到当年底,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对自己说:你小子算混出来了。





5


  什么事也怕自己亲自动手去于一干,一于就知道没有说起来看上去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我在骨子里还是一老派的人,凡事追求圆满,做贼也要做到最好。搞电视剧那会儿我还是有梦想的,希望在电视剧中多少能寄托一些情怀和个人趣味,借助这一强有力的传播手段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传达出去。我那时既自大又天真,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记得那时关于电视剧有一个争论:它是更靠电影还是更靠戏剧?这不纯是形式之争,靠电影就要讲究画面,讲究光效,实景拍摄;靠戏剧就是三堵墙,固定机位,大平光,在摄影棚里技洋片。这其实是在讨论电视剧的功能和定位。靠电影意思是指它还能讲一些有关个人的故工事,不那么长,连篇累牍,还可以手工制作,精心打磨,还是导演想象的产物;靠戏剧则完全是工厂化生产,一切服从制片人的利益,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最长的剧集。形式有时就是对意义的决定,这个大家当时也都意识到了。记得当时北京这一圈人都是支持靠电影的,室内电视剧的始作俑者郑小龙最为坚决,他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带队到美国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下又回到了八十年代搞作品的方向和工作方式,强调作品意义,强调画面丰富,强调导演个人的才华,凡可使人激动的戏,投入不计回报,推求尽善尽美。我一直觉得郑小龙的个人气质更像一个导演而非精明的制片商,也不是他不懂得做商人的要则,而是他一旦激动起来,艺术家的感情就会代替商人的铁石心肠。今天,市场已经证明当时的争论我们都错了,在屏幕上站住脚并大行其道的都是戏剧化的模式化生产的活人连环画,辉煌一时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沉默了,基本退出了电视剧观众的视野。当然这里还有其他非人力所能挽回近于不可抗拒的天灾原因。九六年到九七年"长青藤剧场"有一批电视剧没能在北京播出,其中有的本来很有希望获得反响。《牵手》这个剧本最早也是到了他们手里,因为情势所迫,放了出去。但我也怀疑即便这几部重头戏如愿播了如愿打响了,郑小龙又何以为继?顶多是再支撑几年。他不是大众文化的心甘情愿的皈依者,搞电视剧一开始就是误会,他要实现自己的艺术梦压根就不该拍电视剧,何必像电影呢?直接去拍电影好了。


  我的问题还不是像郑小龙一样是一个过分坚持的问题。表错情认错对象是同样的,但走向末路的过程中更带有投机和闹剧的色彩,就是那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自以为聪明的人大都无法逃脱的宿俞下场。我以为我能在中间骑墙,既是低成本的,室内的,流水线生产的,又能承载意义。《编辑部的故事》的成功使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今天我知道那叫"形势比人强",得力于时代交替间大家一时的非本能需要,当时我却以为这说明观众具有无限包容性和可塑性,可以让我乱来,任何一点新鲜的挑战或叫挑衅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并一路尾随——好电视剧有这一点就够了。《海马歌舞厅》是对《编辑部的故事》的一次拙劣的徒有其表的摹仿。这个戏只证明了一点:好作家并不是好作品的同义词。他们糊弄起人来和一般心智未开的笨蛋无二。无聊就是无聊,这里面没有谁无聊得更有趣一点之分。对电视剧的轻视和名日工厂化的集体编剧实为梁山聚义般地坐地分赃,使这批说起来都狠优秀的作家纷纷回到了他们还不认字的儿童时代。我真正用过心的电视剧是《爱你没商量》。那个戏是我和总政话剧团的王海鸰合作的,后来四川作家乔瑜也参加了进来。本意还是要写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在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张和平老潘谈故事时大家都很明确,不要搞追求,不要搞政治指涉,俏皮话也不要,就要一个悲悲切切,揉碎人心的情歌小唱,哭死一个算一个。好像是张和平讲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电视剧生产要求的明确尺度:二老满意——老百姓和老干部。


  我对这个标准并无反感和抵触,同意在这个界限内工作。技线索,写梗概,我们都是自觉按照通俗故事应有的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这个节奏布置的。当然那时经验不够,节奏还是慢了,一集戏现在至少要40场,当时我们只搞到15场,这且不去说它,这是上技术问题,意识到了就能修正。真正的麻烦出在写作当中。我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思想上是通的,写的时候按理也不该有什么故意和强迫执锄。这个问题是王海鸰发现的,她发现我在剧本中写到人与人关系时强烈流露出了我的一贯观念:"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有意无意地在贬低地位在上者文化程度偏深者。我们为此激烈争论,她也不是个卫道士,只是反对在一部通俗电视剧中加进作者过多的个人倾向或日趣味。她不能说服我,因为我们的争论往往从具体情节上升到艺术诡辩——我是指我。争着争着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在谈一部通俗的假定的要"二老"满意的电视剧,谈及对人的认识,社会的现状,我这种激进的观点便会不知不觉占了上风。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道义优势。这样,尽管王海鸰也坚持了她自己的观点,剧本中也处处留下了妥协的痕迹,但在最后还是更多地向我的价值观方向倾斜。后20集的编剧乔瑜跟我也是臭味相投的人,他是那种有古风的才子作家,每动笔前必喝斤半白酒,半醉半醒间一挥万言,他笔下的人物除了目中无人话语连珠还增添了不少四川匪气。


  这个戏写完起码我和乔渝是有痛快感的,在行文当中发泄了自己的态度。播出时反映不很理想。关于这部戏的成败当时也有很多说法,我个人感到,最大的失着在于我们没有尊重电视剧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规律的惩罚。就拿女主角来说,通俗剧的女主角应该美丽,善良,面貌举止对观众具有亲和力,一般来说应该是偶像级的。我们选择了实力派的女演员,因为我们自认为这个戏人物性格开合大,心理复杂多变,非有深度的演员不能胜任。当女演员遭遇情感不幸和事业困境乃至失明这样毁灭性的人生打击,她应该庄敬自强,临危不乱,始终保持仪表的干净和动人的微笑,用那个该死的词说:优雅。这才是大家要的样子。而我们放纵了她,要她愤怒,要她迢遏,要她变态,最要命也是最冒犯观众的是要她失去善良,对所有那些并不亏待她的人破口大骂。我们认为这是真实,一个突然失去一切的入应该有这么个过程,必须强化这个下降的深度,最后当她恢复自尊和人性时才动人。我们真是糊涂,电视剧一天播一集,每集间隔24小时,在这24小时里观众上班、逛街、打情骂俏,柴米油盐,早就不在你的规定情景之中了,怎么能够和一场接一场往下演的剧中人感同身受?他们甚至会忘了你是为了什么动怒,即便记得也在24小时之内解除了那一份感情冲击,白天在班上就已做过理性分析。中国人对苦难是很熟悉的,也大都具有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对苦难也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那大致是默默忍受。看到一个人不肯忍受,还以此自娇,要挟他人,心中一定不快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十分丰富,但并不慷概,一般只施予跟自己境遇相像的人,由己度人是启动同情心的钥匙。一个女演员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蓬头垢面,就失去了供人怜香借玉的本钱,这张脸观众久望也会望面生厌。


  这部戏我首先是觉得非常对不起宋丹丹,这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伤了她的"腕儿"。事后反省,我的认识是,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对错误的对象表达了一把没人需要的真诚。





6


  从《爱你没商量》之后,我没再写过电视土剧,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叫现实: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惟一尺度,伤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观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面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一本书可以反复阅读,常年销售,所谓"艺术生命力长久"其实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在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今天每年在全世界还有百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出版商除了眼前利益还能赌一把预期值。而电视剧,大都只能一次性播出,一次性回收,相形之下,投资人所冒的风险远大于出版图书。还有成本,写书的投入总是无形的,仅限于个人的脑力支付,电视剧的拍摄则是实打实的以日为计的金钱开销。脑力付出吃肉能补回来,金钱付出只能用金钱回报扯乎。所以,这是商业。


  过去人们批评那些晦涩的过分个人化的作品总爱说"浪费人民的钱",实际上,九二年以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已经不是"人民的钱"——如果我们说的"人民的钱"严格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概念的话——都是各个独立法人公司甚至境外资金,也叫"个人的钱"了。这里有不少是玩票性质,特别是早期,一个买卖人,因为别的投机生意挣了钱,年轻的时候好过文艺,或者有个做演员的女朋友,自娱娱人,投把钱拍个片子,我们叫这"不是好来的钱"。但总的趋势,这些个人投资是拿这事当生意做的,要讲回报的。很多大的公司都意识到文化市场是一桩大买卖,回报串极高,即便在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也同时极高,但也都乐意先伸只脚进来,趟趟这道深水,试试深浅。


  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对商人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摘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


  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悼,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


  九五年我和叶大鹰搞了一个"时事公司",想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开辟上真正按商业规律操作一次。我认为我那时的思路是正确的,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自发的,完全依赖从业人员的灵感出作品的状况。它是一个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要从基本建设开始,像搞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


  我也曾私下和时大鹰聊过,你得对投资人讲明白,咱们不是来挣小钱的,咱们是来花钱的。像当时遍布北京几百家小影视公司那样,拍一部戏,卖一部,挣一部的钱,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作坊式的,家庭手工制作。大众文化市场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要搞,就像深—止圳那样,建立起—座城市。现在花多少钱,将来就有挣多大钱的盘子。


  当时我做了一个预算,每年投入一千万,连续投入三年,从第四年再考虑赢利。这个钱投到哪里呢?全部投到剧本创作,一是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将要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优先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编剧队伍。这个胃口很大,每年一千万已经是最低标准,考虑到投资人的承受能力,若依我性子,怎么也要一年一个亿才对得起这些作家的劳动,才能在这个领域形成垄断。


  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础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把全国作家一网打尽也就掌握了影视创作的龙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适宜影视改编的和势头正好潜力无穷的,这在全国也不过区区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我想起码先从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这两个专业院校的戏文系过一遍,筛选出所有有写作能力的小孩,跟他们签约,像培养包装歌星那样让他们一步步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不是严肃写作,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专写警匪的,专写言情的,专写情景喜剧的,分门别类,像动物园的笼子,到狮虎山里边就能看大型猫料动物,到鸣禽馆就能听到一片鸟叫。我们缺这样的职业写手,像琼瑶金庸那样一门灵的专门家。大众文化要想持续不间断地蓬勃发展,必须类型化,模式化,像京剧的角色一样各分行当。不进行管理,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的作家总会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转向个人内心。就本质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把人民大众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么说说,或者干脆把自己混同于大众,明明为自己硬要说这才是为大众。这是大陆的文学传统,作家的可贵在于他有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和大众一时对立的,面最终他们总能在某种层面上获得一致。平时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在大众文化的具体操作中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难,这个事还要从娃娃抓起。


  我想从我们这一代在我手上建立一个模式,一个生产线,每年都有合格的功能各异的写手源源不断定下生产线,补充到大众文化的建设高潮中去。伟大的、天才的、独一无二的作家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奇迹。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需要大批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心中只有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写作工人。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也会寂寞。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这样紧张激烈,我们的感官需要也是空前的,在吃喝技摄睡的同时,耳朵眼睛和身体所能牵动的副交感神经都有权索取刺激,就是说,要有动静,大量的动静,一刻不停的动静,只要打开电视,拧开音响开关,它就要在里面,而且种类齐全,想心惊吗?有!想感伤吗?有!想乐一下吗?也有!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双赢"。


  你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头脑像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一想,就是全国如何如何,从这点上说,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对于我的宏伟设想,时大鹰没说什么,从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儿由着我胡闹的意思。特别伟大的愿望如果不亲眼看着它结结实实摔到地上,事先讲道理一般很难被听进去。他转身去俄罗斯拍他的《红樱桃》去了。九五年夏天,我每天煞有介事地去办公室上班,签了一批作家,找了一拨小孩写手,按类型开始组织人手写剧本,花钱如流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也并不懂应该怎样写剧本才算符合大市场的要求。这期间我们曾和香工港麦当雄工作室有过合作,还有其他一些香港影视公司的朋友听说我们搞了这么一摊子,主动前来给我们提供业务上的帮助,看看有无合作的可能,意即能不能找到他们合用的剧本。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商业电影导演和制片商,教会了我一些做商业电影电视剧应该具备的基本眼光和整套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这时我才发现,很多香港电影公司已经进到大陆来了,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设立了常驻机构,抓人才抓题材。他们看准了大陆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空白点和无序状态,尽管当时他们大都还没挣到钱,也叹苦经,但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前瞻姿态已经十分突出和醒目了。


  那时我还很乐观,认为大众文化必须建立在本士土壤上,这是我们的天然优势。一些美国影片公司驻北京人员的观点也支持了我的这种自信,他们讲:电影,美国可以横扫全球,电视剧没这个成功的先例,一定要本土化,他们若介入也只是以资金的方式,编导、演员、故事、趣味一定要中国的。


  麦当雄讲过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他讲他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在内地受欢迎的剧目拿到香港去不见得卖,反过来,凡是在香港卖的拿到内地就一定卖。他的结论是:要搞就搞合乎香港趣味的。我只听进去了他的前半句话,内地的戏拿到香港不卖,也只是在更强调内地香港社情民心不同这层面上听了进去,反证了我认为香港影视剧在内地终难成气候的坚定观念。后半句,香港的戏拿到内地一定卖!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看。这就是以偏概全了,这就是一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还以为香港戏仅限于粤语方言区和中小城市那些半文盲的民工和情感幼稚的中小学生范围内流行,孰不知中小学生已经长大了,开始上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工作,香港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合力经过十数年默默的群众普及和"从娃娃抓起",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两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将感到它的灼人温度,看到它在我们面前无处不在地燃烧。


  麦当雄借给我看了很多香港录像带,一开始多是他那个工作室拍摄的片子,后来超出了这个范围。我正经看香港电影,大约就是从那时起。那之前,我对香港电影的认识也就是老"风凰""长城"拍的《画皮》《三笑》什么的,再就是王晶那些胡闹的片子,觉得很吵,看两眼就烦了。惟一印象好的是在赵宝刚家看过一部刘德华和吴倩莲演的《天若有情》第一部,觉得吴很动人,刘也算劲头十足。从麦当雄那里我多少对香港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观感,凭良心说,有些片子拍得相当不错,大陆拍不出来。《跋豪》《英雄本色》《赌神》这些黑帮片或叫英雄片拍得都不逊于好莱坞,周润发是个了不起的明星,刘德华早期也好,周星驰好坏参半,成龙在《红番区》之前那些警察系列一般,不那么过瘾。看《阿飞正传》是个始终被感动的过程,心中暗惊,香港也有这样好的艺术片,后来知道此片导演叫王家卫,又看过他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窃以为这个人是给香港电影拔粪的人物,有他在,还真不好讲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话。还有关锦鹏、许鞍华,那些片子拍得也一点不寒碜。年轻的里头有个陈果,拍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那是正经的艺术片,连那个沉闷劲儿和大陆的那些年轻艺术片导演的作品都很相像。还有"银都"拍中过的一个《童党》,好像是张鑫言的,也好。还有一部最近看的,《飞一般爱情小说》,导演不知是谁。好看得不得了,手法之流畅诡异,大陆年轻导演倒显出笨,拍东西太使拙劲儿。有一天,我曾和一个香港电影热爱者互数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好看片子,他说一个,我说一个,说了一会儿,我这儿没了,他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尽管感情上很难接受,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商业电影这一块,香港远走在我们前面,说香港电影、印度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商业电影市场三足鼎立,这也真不是瞎说。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悲观,主要也不是香港电影难以企及,而是我找的那些写手实在不行。也不要你有思想也不要你有灵气,甚至都不要你出构思,只是要你在既定的故事中加进一些人话,这就做不到,一写就是假招子一写就是假招子,好像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别的不知道,恋爱总谈过吧?为什么一男一女相遇都不能说点可人疼的话?我非常不愿意讲年轻人的坏话,因为他们不会老这个样子,还有未来。但我还是要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敏感时尚的艺术青年,都不大会说自己的话了。港台流行音乐已经替他们把他们要说的话说了,当他们想自我表达时,总是有现成的句子供他们表达,句式,语感,所传达的情绪非常接近一句不知什么时候飘进耳朵的流行歌词。有的听上去新鲜,有的也有趣,但大家都那么说,也就成了套话、时兴话,——他们小时候都是听港台歌长大的吧?


  大众文化的转向总是先发生在街谈巷议之中,先发生在年轻人当中,他们是潮流的带领者,当他们都变了腔调之后,紧接着电影电视都会随之一变。





7


  在"时事公司"的日子非常难熬。每天谈剧本,毫无炔感可言。那是做减法,这个不行,那个超出了我们故事想要说的事儿。我们想说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只想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几百集几千集电视剧的主题。那也没有多少花样,就是几个经典母题的变种:获姑娘式的,罗密欧与朱丽时式的,茶花女式的,基督山复仇记式的,像公共汽车,只沿着固定线路行驶。


  把故事格式化,人物类型化,这似乎是简单了,其实是画地为牢,戴着脚镣跳舞。创作的乐趣和干劲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力带动的,而这样的写作完全不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甚至是有害的,稍一飞扬便破坏了原来的设计。我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限制作者的想象力,不许他越雷池一步。我们靠什么推动故事呢?靠套路,一个套路接一个套路。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凹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什么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猾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不适合我,打死我也干不了这种事,为什么我要装作对这种事感兴趣呢?为大众写作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我觉得自己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我甚至忘了自己当初怀有的那份雄心和使命感,认为自己被时大鹰骗了,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他他妈例是拍电影去了,留我一人在这儿受洋罪。


  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后面的资金中断了,我的工作又变成找钱,美其名日:招商。印一大堆计划书策划案回报串测算什么的,把办公室的复印机都给印冒烟了,打字小姐也基本疯了,所有人派出去,到处投递,我也跟个疯子似的,四处找人磕项目磕合作,风尘仆仆,胁肩诌笑,总而言之一句话:磕钱。我见了多少骗子呀!中国的,外国的,中外合资的。在我的短短的经商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见人。本不是意趣相投,为了钱坐在一起,作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到大家没趣为止,临别还依依不舍,非对方远去,整个消失在夜色中,估计看不见了,才哑啦一声把自己的脸帘子落下来。每天夜里回家,我都在路上抽自个嘴巴子,问自己:你这是图什么?你混来混去混这么些年就是为了现在到处去装笑面虎,往酒囊饭袋那儿发展?过去我多好明,想见谁见谁,不想见的谁的账也不买,——就这么清高。抽完嘴巴子接着就是无限感伤。


  最后,香港盛世长城广告公司被我们磕下来了,提出一个计划,接过我们所有剧目,由她们的客户广州宝洁公司出了一个四千万的广告盘子。彼时我已身心交瘁,这对我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不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买盒姻那么省事,从立项到签约到实施还有几乎看不到头的漫长过程,这意昧着这罪我还要继续受下这时我见到了郑小龙,他刚从美国回来,重新接手艺术中心,雄心勃勃,准备开"长青藤剧场",我在西郊龙泉宾馆把宝洁公司这个广告意愿连同我们搞出的百十集电视剧本都对他私相授受了。这对"时事"和叶大鹰是一个背叛。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我甚至都没想过煽一把情,跟郑小龙托付托付,含着泪那种:中国电视剧就瞧你了。我只觉得把一"雷"顶他脑袋瓜上了。


  第二天早晨,从龙泉宾馆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好像有那样的心声:什么大众文化建设,中国电视剧市场,让它们统统见鬼去吧!


  至此,我和大众文化多年调情,互抛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式结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处处在交易的特征老实讲狠不可爱。怀疑大众文化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无意义,因而颓废,自我否定都是从这些小地方滋生的。干这个,要很坚强的人,或者有足够的贪婪。不好玩!这是我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番后的感受。


  那之后,还有几次机会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资金有德国的,美国的,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动,待再往下,进入操作阶段,便哆嗦,往事历历在目,于是半道开撤。使命感总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价。钱也是爱的,但也不能为钱把自己卖了。有一点儿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


  我想我还是当看客吧。





8


  九五年是中国文化界最后的狂欢。那一年,有多部国产电影卖到三、四千万的票房。李少红的《红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大鹰的《红樱桃》的上映都是当年的盛事。张艺谋拍得不怎么样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北京还卖了280万,不像九九年《我的父亲母亲》卖个百把十万就在大报小报上告捷了。电视剧有《我爱我家》《宰相刘罗锅》。电影界"第六代"作为一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尽管在国内还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欧洲小电影节胡乱拿了一片奖。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包括路学长正在拍的《长大成人》,当时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还有宁赢,当然她不算"第六代",接连拍的《找乐》《民警故事》;还有周晓文的《二嫫》,正在筹备的《秦颂》;张元接下来的《儿子》;这一切已拍末拍将要拍的东西,尚未登堂入室,气氛已经哄动,也有满城春色。小说界也出了个"新生代",南京的韩冬朱文,上海的须兰、张文旻,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顿,北京的徐坤、邱华栋,都号称"六十年代出生"(据查也有个别五十年代出生的混迹其中)。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王干正在《钟山》及各种他的脚力所能到达之处为这批人大声鼓与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脚乱,纷纷拼凑人马,简单过一下脑子就开出菜单,"新状态""新体验"什么的,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形容词是一日咬死的,连声喊"新"。"魔岩三杰"也是那年名声大噪的吧?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创作形势还算不得悲观,乐观主义者还可称之春水怒起,杂花生树。


  悲观主义者的第一声不祥之蹄出自上海。老作家许杰临终前挣扎着艰难吐出五个字:摸拉尔姑娘。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据说这姑娘是"五四运动"时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来的,后来走丢了,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给找回来。接着,《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噢,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搅了局,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


  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淑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这个里面有正经做学问的,得过洋老师亲授,或隔着很远瞅见过,觉得洋老师有本事,愿意把洋老师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传给中国人长长见识的,就算是启蒙派吧。


  还有一个救亡派,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事儿一件没拉,上头起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著作著作罕见,待遇待遇不高,每日胡编一些选集,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固,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下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说""投降说"。


  救亡派是以"精英"自溺的,所批判的方向,所说的去"媚"的那个"俗"和去"投"的那个"降"就是指当时泛滥的大众文化趣味。


  人怎么可以不要精神呢?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信仰怎么得了?这是救亡派文章的主要观点。在这场争论中,兄弟有幸成为救亡派的重点靶子,上述那些访问正是针对兄弟的作品所发。我被指为"灰色人生观""消费人生""嘲弄理想""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那些激愤有余,讲不大清话,还要硬表个态的朴素的人文精神支持者说了这个词就可以得胜回朝了。痞子嘛,当然与精神无关。还有一些更朴素的,我是北京人,就扯到北京文化,说这块地方就是出"以坐稳了奴隶地位为乐"的人,讲"投降"时还提到"汉奸",差不多直接说了这地方的文化中有当汉奸的基因种子。


  我心里很清楚,在这场争论中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救亡派这一路的不满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现状不满,要救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亡",目标并不在我的创作,只是借题发挥,再没其他一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所以他们针对我在大众文化这一块发辉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讲话也显得言之有物。这也是我们搞批评时的一贯作风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论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于讲不成话,要简洁,突出观点,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过去也总以为批评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务只是解释作家及其作品,这观念早就过时了,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救亡派们是大众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们早就看出我搞的这一套不是大众文化,或者说不是大众文化的正路子。前面说过,大众文化是什么?是宏杨崇高理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泛道德主义和传奇性的浪漫主义。了解我创作和文风的人都知道那确实不是我的专长,或者说我一向是与之相悼的。有一个说法几乎是众口一词:也许我的语言在消解过去那套八股腔是有意义的,也只在这方面有意义,到今天,反"左"已成往事,各方面军都应该刀枪入库,开始认真的文化建设,我还来这套,就是油滑,是贫嘴,是堕落,是转而进攻神圣信仰。这就叫开国斩将吧?这就叫重振朝纲吧?这就叫天下已平你未平,天下已治你未治。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结束混乱,呼唤正面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大众文化秩序早日建立。


  他们是对的。尽管我在感情上不是狠能接受他们那种人所共弃的态度,但我明白,已到了我在大众文化舞台上谢幕的时刻了。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我们来一起哄你下去。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乱,什么什么老是一帮业余人士在里面捣糨糊,海星河清终有日,大家各归其佼,换专家来。大众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文化,别的不知道,这个我们传统的根子也是又粗又长的。这百余年,历经革命、动乱、改良,很多传统文化的根子断了,今天,我们将看到它首先在大众文化这根链条上复接。


  群众基础是有了,就差知识分子再进行一些舆论准备了。第一是清场,把与此无关的东西轰开;第二就是正名,这个工作严家炎已经在做了,北大的其他一些老师还有些羞羞答答。别不好意思,为大众文化正名,还其本来面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刘再复下水了,李陀也下水了,洪子诚谢冕这都应该跟上,别清场时有你,托场子的时候伤跑了。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你们不是也一向不齿?不喜欢这个作家可以换一个,这方面成功、货真价实的人士也很多。或者干脆空谈,这既是你们的强项又无为大众情人抬轿子之嫌。大众文化也需要一个理论,很多观念不厘清就会出现打混仗,站错队,起了阶级敌人想起起不到的作用于了阶级敌人想干干不了的事情。譬如"精神贵族"这个词,大家都往自己脑袋上套,其实包括你们自己好多人只不过是"精神资产阶级"。贵族是什么?是躲在家里,凡人不理,不追求进步,专做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的那种人。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这就是社会良心"的,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兴起的做派。


  我说的这个"精神资产阶级"跟过去流行的那一套阶级观念没关系,那是从经济上划分,以区别政治态度。我这是从知识形成角度上划成分,以区别文化态度,仅仅是为了说话方便,不带褒贬,老师们别一看"资产阶级"就跳起来,说我政治陷害,那我可不认账,勿谓言之不预。


  我的划分很简单,"精神贵族",天生的,就像封建贵族大都是世袭而来。"精神资产阶级",是赚来的,上学,头悬梁锥刺股,学别人书听别人话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一猛子扎好几十年,最后把人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我在这儿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当然这里有本来是精神贵族的,天生有,又学了一套精神资产阶级的方法,这是如虎添翼。当然这里也有上了大学也没混成精神资产阶级的,充其量是个"精神小资产阶级"。你们比我清楚,多少笨蛋在大学里混,什么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叫他们上的,就是高四高五高六高七。这个话题有点说跑了,关于大学怎么使一个聪明人更聪明,怎么使一个笨蛋更笨的奇妙教学法改天另文再谈。剪断截说,我是一什么呢?我和那帮文盲都是"精神无产阶级"。


  话说回来,大众文化需要一个合流,一个同谋,"精神资产阶级"自动充当了这个角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众文化反映的就是"精神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也叫他们的人文精神。只有精神错乱的"精神资产阶级"才会站到"精神贵族"立场去批判他们自己。他们的批判只是要维护大众文化的纯洁性,并不是拒绝。我把"精神资产阶级"换成"精神中产阶级"——这在我的电脑字库中是相同的键——这就更方便看出他们的同一性了。


  我要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今天的文化现状,港台文化席卷全国,听的,看的,说的全是他们,去问问年轻人,叫做"天下谁人不识君"。








9


  关于港台文化,我这里指的是它的主流,不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有艺术倾向的另类作品。什么是主流?就是我在《我看金庸》一文中提到的"四大俗"。也不要一提"大俗"就难过,这是一个好词,很难达到的境界,莫非还要叫你"大雅"不成?只怕你又要谦虚一番了。"大寇""大毒"还真是与你们无关,那是土更高的境界。


  我承认,对待港台文化我是感情用事的。我也听张学友的歌,看成龙的电影,周星驰的《西游记》还颇令我感佩不已。对具体的作品我自用普通观众听众的心态以对之,但笼统地想到港台文化及其等而下之的那些合资的港台戏受港台歌风影响的流行小调,我就是不能认同,油然而起排斥之心。这里有地域文化的狭隘优越感,或说视北京为中心的老大心理,总觉得港台是异类,是边睡,以它为主导就是不能容忍。但这也不全是心理问题,这么说也简单了。我想还有一个纯粹的感官不同意在里面。港台的东西太甜,太想让人舒服,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久了,就不满足。这就像糖一样,快感止于口腔,第一口很容易接受,吃下去,一直吃,就不免发腻,嘴里发黏,唾液变酸,胃口也倒了。能使大人成瘾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姻酒茶什么的,总要带一些刺激性。去吃饭,上的都是甜品,好吃的感觉也不会产生。当然小孩子不会同意我这观点,他们会举出冰激淋店,蛋糕房为例,证明都是甜的他们也吃不腻。我是说我,我不爱吃甜的,特别是没吃正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看到甜的就恶心。当然我知道,甜,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口味,渗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气氛当中,看那些江南民歌,花鼓灯,北方秧歌,剪纸,手工艺品,旧时民居房上的雕饰,处处透着喜兴、欢快和吉祥如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这几千年净过好日子了,所以有外国旅游者吃惊,设想到中国人这么单纯快乐,再荒唐一点的,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乐观的民族。


  如果说内地民俗民情中的甜风还有点穷欢乐的意思,港台地区的甜就真是透着对富裕生活的知足,感激和领情,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比蜜甜,生于享乐死于享乐。我说港台地区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个没人反对吧?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快乐,而他们的烦恼则是很细微很有限的,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小市民的发财欲望,青春易逝爱情易逝快乐的时光太短的轻轻感叹。为什么我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第一,他们没急着,很舒服而且欣赏自己这份舒服的日子眼睛就盯在这个上面;第二,他们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人生观基本是宿命的,是敬神拜天的,这从他们那儿流行在饭馆里摆那些斑澜的关公财神像可见一斑。既然活得很好很满意又对过去未来有一个深信不疑的看法,他们的精神空间只能是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像把自己反锁在金库里的土财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处在静态环境中闭起门来自我品呕的中国资产阶级和照出他们灵魂的艺术,焉得不腐?


  说艺术是客气了,他们尽管也吹拉弹唱,又写又画,其实提供的不过是娱乐,声色犬马,光怪陆离。从港台文化的拥护者着迷者自诉的身体症状看,他们也是被娱乐一把,十分痛快,高兴,轻松,有人还有精神腾飞心灵被洗涤的幻觉,更爱国更热爱生活云云。寓教于乐,这是娱乐业的上品和特别要求加入的功能。这有什么不好吗?没什么不好,谁也不必在这儿上跟我较真,我赞成人民需要娱乐,好的娱乐,可以引人向上,纯洁心灵的娱乐。我想有些人大怒且不能接受的是把娱乐排斥在艺术之外,是名词之争,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娱乐"二字。这也不怪他们,都怪我们这些年一贯标榜艺术,似乎只有这个最高,没有一个词比一—上个词更高,那只是区分不同范畴的称谓,现在是恢复"娱乐"名誉的时候了。这我还要提醒娱乐迷们一句,你们应该自信,好的就是好的,全看你们的感受,又何苦在乎叫"娱乐"还是"艺术",坏的"艺术"还不是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争论这个,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娱乐"?我先说我的观点,都是最简单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的。还是先用排除法: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


  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话说到这里,我发觉我上面下的断语"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不能成立,因为他们那个根本不是"艺术",说不着人家。作为娱乐,不存在腐朽还是长青的问题,你能说卡拉0K是腐朽的吗?你能说电子游戏机是腐朽的吗?只能说娱乐也许会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些娱乐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老而弥新,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着魔,譬如麻将,譬如钓鱼,譬如武侠,我看这些东西起码还能存在一千年,谁跟我打这赌?所以,我也发现自己的没趣了,我反对港台文化就等于不让人民群众娱乐,这就有点不像话了,也不归我管。在此,我宣布,我错了,凡是把港台文化当艺术批的话我都收回。我也将继续反省自己身上的地域文化偏执症,港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国娱乐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传者,或可说他们才是正根儿。四九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旧中国那些闲适的,"鸳鸯蝴蝶"的都到他们那里去了。这些年一直没断了承上启下,左右逢源,中国传统的,东洋的,经过东洋传过来二手西方的,都在他们那里熔为一炉,发扬光大,制度化,工业化,系列化,现在他们回来给我们补这节课了。我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多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经过了这么多年,光听说没见过,终于有幸看到旧文化——也别这么说,好像带贬义似的——终于亲眼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些贯穿我们几千年文明曾经令我们的先人过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窍门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脑都在中国复辟了。


  解玺璋讲我"怎么可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怎么不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不站在"左翼文学"立场上又往哪儿站?"左翼文学"也不是无上掉下来的,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后来也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源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革命文化后来政治斗争化了,越长越有点长走筋了,那是没长好,结了个歪瓜,论秧子,还有些老根儿是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块厚士中,这才是"别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呢。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五四"运动,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越当作枷锁,当作新生活的绊脚石。孔子怎么样?"砸烂孔家店"。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成行为上的暴徒,名声搞臭了,若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的了,新时期文学就是这么个拨乱反正的行进方向,怎么也轮不到传统文化重回中心。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现在讲振兴,也不能靠这副药。把人活活吃死过的药,想治病想强身你还敢再吃它吗?马克思主义就是向西方学来的。中国的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学。这话听上去很像大道理了吧?好像从我这痞子嘴里说出十分不像。其实这是我从小就融在血液中的价值现,要什么不要什么,那是读了多少优美的古典诗歌也不改初衷的,要说信仰,这也是一种信仰吧。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所为和这个基本立场相违,矛盾。"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粗鄙"正对中国式的假正经,平常,有时也许我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屁股扭来扭去,但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所以我一见港台文化滚滚而来就气不打一处来,不问好歹,打了再说。我当然是很愚昧了,这也是流氓的战法,不足为训。顺便说一旬、这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方面,北京文化也不全是培养奴才,也有一股张狂气,见谁灭谁,专拣那大个的灭。想在北京这个地界为王,先扒你三层皮,过不了这关,你也别打着在这儿混。什么叫佩大山?至高境界不是吹牛,是抬杠,大家都做个天生反对派,让所有观点都不能畅行无阻,包打天下。到北京的饭馆里听听,那才叫"舌头底下压死人",哪有一旬好话?好听的这叫"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也可以管这叫流氓气。


  流氓终归也就是起个哄,吹声匪哨、向人群中砍块砖头,起一个让老实人心谅的效果。真正的解说、分析、论功行赏和以罪定罚,还要老师们出场,你们是专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别光吃饭不干事。也不许像严家炎那样,什么"有人引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狠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三寸不烂之舌一卷,就把这个话颠倒过来了?你讲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客气,要有根据,他在哪儿哪篇文章说过这个话或有过类似意思,不能因为你认定(铸剑)是武侠小说就理所当然得出这么个结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小说......"之语就更不像话,说弥想当然是不尊重伤,但伤想想,若这逻辑成立,你是不是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替鲁迅发言?人死不能复生,做这种假设起码是不严肃。别跟我似的,嘴上没个把门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说话不负责任,我丢的是自己的脸,您丢的可是全北大中文系的脸。好好写,用点心,你能写出无愧于学问把我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我在这边厢洗耳恭听。还有其他人,所有跟严家炎观点相同或仅仅是看我不惯的人,全来,我倒要听听哪个好意思讲:港台文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港台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从大俗到了大雅。





10


  关于大众文化,港台文化,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娱乐,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些话说上一辈子也说不完。人活着,意见就不会统一。正是这些众说纷纭和莫哀—是构成了我们的—种生活乐土趣,一些热闹和某些人的饭碗。有些话我是说痛快了。有些话我给说过去了,搁不进这篇东西,留到以后再说。有些事我刚刚想到,还没个头绪,慢慢去想。有些事我也不爱想了,作为问题在这儿提出来,谁有兴趣谁说,高明的人总是有的。


  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面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


  近日,我听到一个说法,出自北京的"零点乐队",说港台文化的到来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这观点很新,很有力,作为最后一问放在这里——它是吗?
发表于 2007-4-4 22:03:28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女头回发言,一定要顶
发表于 2007-4-8 11:41:37 | 显示全部楼层
《明史》我是没读过,听说已经很是热了一阵了。明朝是中国从强大滑向衰弱的转折时期,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令人痛心的转折,是我最想搞清楚的。


《大国的兴衰》也是从明朝开始论述的,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权威的书,肯尼迪教授是这样论述明朝的: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 本帖最后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8 12:04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7-4-8 22: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很注意“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觉得肯尼迪教授言中了一个现象,但没有看到现象后面的实质。不论是信奉孔子学说还是官吏的保守性,在中国历史上都不是明朝才有的事,为什么只在明朝才造成中国的倒退呢?
发表于 2007-4-8 23:29:16 | 显示全部楼层
只能说在明朝对孔子学说的偏执和统治阶层的保守性都走到了极端,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惯性也是会害死人的。
发表于 2007-4-9 07: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只是个时间点。


就象两个人赛跑,后面一个人超越前面一个人的瞬间,只是个时间点,没有别的意义。


前面的人并不一定是停下来了(可能速度慢下来),只是后面的人速度超过了前面的人。所以,关键是:为什么后面的人速度会超过前面的人?


人类文明的赛跑还没远有结束。还有得看。
发表于 2007-4-9 12: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我认为外力干扰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偶然因素。无论是对方向还是速度,在自身惯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外部扰动就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催化力量。
发表于 2007-4-9 22: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的衰落,不仅是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相对的落后,而且比于自己也是绝对的社会倒退。例如海禁政策的长期实行,不仅使中国失去海洋贸易的利益,而且由于造船工匠的才能无从施展,致使民间造船技艺失传,航海术失传,从而使中国再无可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建立早期的远洋海军了。


仅仅是信奉孔子学说和官吏的保守性,尚不足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氛围,一种社会价值观体系,一种对人的社会评价体系。过去叫学而优则仕,现在叫官本位。


官本位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更进一步地,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


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官吏的意志、好恶、利益,才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那么,最大的官是谁?当然是皇帝。而最最不幸的是,明朝最大的皇帝,太祖朱元璋的理想是“崇本抑末”,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农业社会。
发表于 2007-4-9 23:10: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是秦始皇建立的。
发表于 2007-4-10 01: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城兄肯过来拍砖,我很高兴,只是不要如此的惜墨如金啊。
发表于 2007-4-10 06:20:3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10 01:12 AM 发表
新城兄肯过来拍砖,我很高兴,只是不要如此的惜墨如金啊。



九五兄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跟文化倒没什么大关系,最好另开个帖子。


我一定进去扯,聊聊《大国崛起》这部片子的观感也不错。
发表于 2007-4-11 00:50:22 | 显示全部楼层
社会心理,社会价值观,我认为都可归于社会文化的范畴。令人担心的是,“官本位”这种可以严重危害社会发展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比比皆是。近年来,许多青年人的闲聊,不谈学业,不谈工作,谈来谈去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像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目标。也只有把己安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像老九以前处过一个女朋友,她爸爸给她哥定的任务是,工作三年当上科长。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我想,这种人一旦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入”,并力争“多收快富”。而那些没什么门路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扯大旗”为荣耀。我国近代的落后,与这种“官本位”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







[ 本帖最后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11 01:11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7-4-11 02:17:33 | 显示全部楼层
也就是说,一个曾经促进文明发展的体系因为环境与时代的变化而走向了反面,首先是极端化,然后是反动化,而社会已经对这种极端无力制衡,只能等待外力打破。
就如181楼所言,如果地球早早的统一于一个农业文明,恐怕人类要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契机就是外星人入侵了。
发表于 2007-4-11 12:38:3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wasdwasd 于 2007-4-11 02:17 AM 发表
也就是说,一个曾经促进文明发展的体系因为环境与时代的变化而走向了反面,首先是极端化,然后是反动化,而社会已经对这种极端无力制衡,只能等待外力打破。
就如181楼所言,如果地球早早的统一于一个农业文明, ...



对头。
发表于 2007-4-11 12:43:44 | 显示全部楼层
先暴力统一,这个过程走道家一套(个人观点:法家也在道家体系里);然后走儒家一套,发展,慢慢贫富分化、崩溃,再循环回来。


现阶段走儒家路线不可避免,社会需要。
发表于 2007-4-11 22:00:5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爱神的密码箱 于 2007-4-11 09:15 AM 发表
文化的重建哪儿是那么容易的……

官本位的思想是人民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人民能摧毁它,问题是代价谁来付?


精辟!

如果说不破不立的话,那么从大破大立的角度讲,老毛做了一次尝试~~后来的人尽管极力否定他,但无法回答箱子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们可以轻松的说,没有先验的历史,我们要相信时间
发表于 2007-4-12 01:45:1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新城 于 2007-4-11 12:43 PM 发表
先暴力统一,这个过程走道家一套(个人观点:法家也在道家体系里);然后走儒家一套,发展,慢慢贫富分化、崩溃,再循环回来。


现阶段走儒家路线不可避免,社会需要。


这正是中国希望极力避免的。
发表于 2007-4-12 07: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12 01:45 AM 发表


这正是中国希望极力避免的。



有些体系结构的东西并没什么改变。只不过由“朕即国家”变为“人民即国家”,“皇产和私产”改为“国有和私产”(中间短暂的取消私产实践行不通),其实“皇产”和“国有”都是虚的,实的还是官僚体系。


当然也没那么悲观,一是一个循环一般至少两三百年,现在正是好时候;二是毕竟已经从“农业社会”走入了“工商社会”;三是目前外部是个竞争环境,逼你不断进步提高。


小政府/产权配置管理/低税赋/反垄断/适当尊重知识产权,等等。可以期待的改革很多。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7-4-12 07:34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7-4-13 22:4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公道说来,全社会的官本位价值观,也不一定必然就是坏事。东方社会或多或少都存在官本位现象。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如沙俄时代彼得大帝的改革,都是倚赖了“官”的强力推动才得以实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官本位社会意识,就没有沙俄大帝国,就没有三岛倭奴今天的“好日子”。但不幸的是,在中国,在明朝,甚至在现代,全社会的官本位价值观,就一定,就必然要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官本位社会价值观盛行的同时,在我们的传统主流文化中,还顽固地存在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思维模式。


什么叫做“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



写到这儿,先沉一沉。感觉可说的东西太多太乱,得想想,组织点材料。唉,我比较笨。

[ 本帖最后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14 10:22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7-4-18 23: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7-4-13 10:45 PM 发表
公道说来,全社会的官本位价值观,也不一定必然就是坏事。东方社会或多或少都存在官本位现象。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如沙俄时代彼得大帝的改革,都是倚赖了“官”的强力推动才得以实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 ...


无所谓好坏。

权力的金字塔腐败了、臃肿了、整个社会撑不住了,就崩塌或被人为推倒、新的金字塔很快重建。
这个过程,被称做“革命”。“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革命”的本质是权力体系的破与立,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发表于 2007-4-18 23:25:48 | 显示全部楼层
依新城兄的见解,“毛黄问对”所提出的问题真的就无解了。老九不甘心那。
 楼主| 发表于 2007-6-3 22:44:11 | 显示全部楼层
俺最近很疲惫,琐事缠身,还有很多有必要和无必要的文债要还,看来这个问题一时间无法深入下去,所以只好请各位朋友多多谅解。不过,请各位放心,俺一定会把这篇文章做下去,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心安。


最后说一句:各位小看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凡人肉胎没错,但各位万不可以己之凡人肉胎揣测彼之凡人肉胎,人跟人在精神和思考上是有差距的,毛泽东一生的志向与抱负原不是将心比心就能体味的。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6-3 10:52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7-6-3 22:5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格兄保重身体,文章很大,不用着急。
 楼主| 发表于 2007-6-3 22:57:39 | 显示全部楼层
九五兄知我也,我的身体确乎是坏了,爬格子久了,脊梁骨不干呢!
前面老兄谈得很好,于我心有戚戚焉,期待老兄充分发挥,做一篇大文章出来,我这个帖子也可以缘此圆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发表于 2007-6-3 23:14:4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格兄的鼓励,实际上我吃力的很,一动真个的就知道自己功夫差得多,可是又不甘心。应了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


久坐低头的工作,腰椎颈椎要注意,过一小时要起来轻微活动一下。颈椎不好抽时间常打打羽毛球管用。
 楼主| 发表于 2007-6-14 18: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好意思,这半年事情比较多,身体也不太好,承诺不能兑现,深感羞愧哪。
短时间内恐怕还无法写下去,只能看下半年了。

大家应该多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是公共空间,没必要因为一个人而影响思考的开展。
 楼主| 发表于 2007-6-22 01:03: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是在虚幻答复一位网友的帖子,有关和平演变问题,跟这里的讨论也算有些关系,就当是我的一份作业吧。



引用第1054楼lizou于2007-06-21 21:22发表的  :


请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可以和平演变我们(如果我也算是被和平演变的一员的话)而我们不能和平演变他们? (回答倒计时开始:。。。。)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对社会主义拥有充分信心,社会主义注重公平的基本定位相对过分追求效率的资本主义更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度庞大而复杂、经常面临因各种力量的博弈中而四分五裂危险的社会更是一个无可选择的选择。但社会的先进与否不仅仅包括社会制度一个方面,由于中国相对落后较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由于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还存在的种种不足,有必要承认:我们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种种不足,所以才要向西方学习。这是我们在社会制度竞争中处于守势的原因之一。



2、中国是典型的外源后发型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较晚,短短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与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发展历程相比,时间太短,而且由于传统的羁绊、历史上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当今西方资本在食物链顶端的疯狂吸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直是跌跌撞撞,至今仍然未能达到与西方发达社会等量齐观、分庭抗礼的水平,由此造就的竞争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守势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复杂条件造就的结果,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难免要反映为社会发展水平的竞争,由于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仍在路上,以历经数百年发展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与转型中、不是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较社会发展水平,对于后者是不公平的。如果非要比较,那也只能用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实践来对比。中国不是没有选择过资本主义,但那段历史篇章已经以一个悲剧性的惊叹号终结,人民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和复兴希望。当然,很多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还会用欧美的资本主义来比较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也就注定我们在很长时期内面对和平演变只能采取战略守势。



4、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正义,相对作为资本主义遮羞布的“程序正义”的最终追求,结果正义是一种更具终极性的人文关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社会主义因追求结果正义而曾经长期占据到一制高点,但也因追求结果正义而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历史考验。因其终极性,结果正义不得不诉求更高的人性标准,更不得不深入荆棘遍布的未来时空,其艰难险阻远非浅尝辄止的程序正义所能比拟。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言,社会主义实践注定会比资本主义实践遭遇更多、更大的险滩激流,因一时挫折而丧失对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制高点,从而在社会制度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是可能而正常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军队,指望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无往而不利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如果因一时挫折而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那么,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者,对人性要求较低、以力量博弈程序替代终极正义追求的资本主义才是适合你的信仰。



5、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还涉及文明竞争的问题,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竞争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社会制度竞争层面。现实是: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势的文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却很容易跨过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直达结论,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为作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我们必须以承继、发展中华文明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确保我们作为中国人,而不是劣等的ABC存在于世,那么,无论西方文明的强势达到何等程度,我们仍只能选择小心呵护作为民族根本的中华文明,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推进中华文明,最终以此为基础实现中国的再度复兴。如果说中华民族的长期沉沦曾经令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失去信心,那么,今天正在发生的历史则给我们带来重建文化自信的契机,在西方文明陷入死结的地方,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价值却日益彰显。一个吸收了西方文明优秀因子的全新中华文明正升起于东方,暂时的劣势并不能掩盖她升腾的力量与蓬勃的生机,中华民族大有希望。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6-22 10:31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7-6-22 10:38:09 | 显示全部楼层
继续交作业



关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一些思考


1、称80年代为新启蒙时期也许不很恰当,因为这种所谓启蒙缺乏深层的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主要是对既往时代的逆反反应,以及再次面对一个真实的西方时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和追慕心理的综合表现。中国文化思想界再次拜倒在西方文化、思想的脚下。学习乃至全盘复制西方成一时主流,国人对现代社会、民主、自由的理解重新回复到欧美框架之下,自由主义渐成显学。



2、那个时期的人们真诚地以为:通过复制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框架,就能够在中国复制西方的成功,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
80年代不是一个市侩气的物欲横流的时代,理想主义特质自然延伸到这个后文革的最初时代,但这种理想主义却被后来的现实证明为极其幼稚。



3、个体解放和政治控制的放松使中国社会获得巨大活力,但价值的解体和主体的失落也接踵而至。在复制西方的强烈冲动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文化自我身份的保持、文化的深层建构以及基于中国现实的问题疏理。



4、新启蒙的最大贡献是重新发现西方,最大误区则是迷失了自我,最终导致中国文化重新陷入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的泥沼,在价值观念和目标设定上唯西方马首是瞻,长期纠缠于一系列伪问题,反而忽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



5、受西方个人自由思想的影响,主体被单纯理解为社会个体,这给社会总体价值建构带来很大困难。民族和人民作为主体的地位被质疑,固然是对前期过度强调集体主义、压抑个体自由的矫枉过正,却不知道作为后发现代社会的中国不能没有集体价值的执著,否则就可能在西方强势的影响下失却自身的独立性和文化身份。



6、知识分子的再度精英化造成与平民社会结构的紧张,知识分子对个体价值的追求经常与社会总体价值的实现产生冲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发端于此,失去平视心态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也发端于此。精英化的知识分子缺乏人文关怀,90年代后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平庸化只是一个必然结果。



7、新启蒙在观念上摆脱不了悖论的纠缠,以自我的名义远离自我,以发展的名义扼杀发展,以责任的名义放弃责任,以民族的名义消泯民族,以进步的名义否定进步。



8、新启蒙观念至今仍在影响中国,其利弊远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7-6-22 10:41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7-6-28 22:19:18 | 显示全部楼层
把在竹窥兄帖子里的几段发言转贴过来,因为跟这里的主题有些关系,另外也算给自己顶顶帖,各位不要笑咱无耻啊。



浊浪所谓孔夫子的蒙冤千年,大概是讲孔子的思想被后人歪曲利用的吧?孔子在后世的面貌确实不少扭曲之处,但大体上还是按照他思想的逻辑走向过来的,儒家伦理的核心是秩序安排,没公平什么事,新儒家不过是将注重秩序的观念看作了一种永恒之道,加以逻辑的无限延伸,从后人的角度看,或许会以为他们背离了孔夫子,其实在基本面上倒是与孔子的思想很一致的,就算有些歪曲,也不是根本性的。近代以来很多人试图将新儒家、道学、理学与孔夫子区分开来,其实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路差不多,就是指望通过清除已经名誉扫地的后期衍生观念保持既有秩序不变,错的都是后人,原教旨却不容置疑。这种思路屡次回潮,却于中国近代以来之民族命运无大补,终是无视世界变化之过。在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许多学者再次礼失求诸孔,却忘记了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于基本的社会公平,而孔子的观念中却只有最低限度的公平诉求,远远远远满足不了现代社会的需要。一有问题就回头看,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贯特征,放在今天却只能证明中国思想界的贫困。


兰萧兄谓毛邓一体,并以之作为论证的基础。撇开对中央意图的猜测,这种说法至少在民间和学界都是存在一些争论的。论坛讨论当以共识为基础,当争论不存在就有些强词夺理了。甘阳最近拼命鼓吹的通三统算是靠近兰兄一些的,但到底还是将毛泽东传统与邓小平传统区分开来,原因就是注意到二者之间在很多基本点上存在的差异,仅仅以言词上的宣示就断定二者一体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以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言,毛泽东思想显然偏重社会公平方面,而邓小平理论相对较注重社会发展的效率。对于毛泽东来说,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但这不意味毛泽东忽视社会发展的效率。大家都只关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却忘记了毛泽东时代已不足三十年时间就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考虑到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这份效率又有哪一个可以相比?看多了对毛泽东管理经济能力和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且不论毛泽东时代是否实行过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指责,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以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工业化体系为指向,以毛泽东时代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所花费的时间为限度,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你能拿出比毛泽东更好的办法吗?当然,毛泽东之后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保证社会发展效率方面改变策略是必要的,邓小平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适时而动,抓住机遇,邓小平的战略调整证明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无可争议的才能,由此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贡献决不容低估。在这个意义上,说毛邓一体是可以的,二者在将中华民族引向强大方面是一致的。然而,在社会公平方面,我始终认为,邓小平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虽然邓小平对于社会公平的缺失的严重后果有所意识,甚至为此说了很多今天仍被不断引用的话,但总体而言,他对社会公平的重视还是远远不够,以致他对社会公平缺失的担忧一直未能转换成为有效的法律和政策约束。我们可以猜测:他理解发展效率的重要性,以至担心太多强调公平会对效率形成掣肘。由此可以更多理解邓小平的苦衷,但我们最终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正是后毛泽东时代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使今日中国的发展面临困境,瓶颈在不公平处形成,社会矛盾的激化正使中国变成泥足巨人。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却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根源所在,并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更大的社会危机发酵到爆发之日并非遥不可及。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两项基本指标,缺一不可。如果说必须承认邓小平理论在社会发展效率的理解方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不乏超越之处,那么,问题的另一面也必须同时指出:邓小平理论并未继承毛泽东思想高度重视社会公平的思想传统。事实上,邓小平理论及其后的三个代表理论在社会公平问题并非完全无所着墨,却有语焉不详之弊,未能将其提升到与发展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始终缺乏强有力的行动策略。为什么毛泽东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什么老百姓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总是想起毛泽东?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不是那么不明事理,他们对到哪里寻求资源可谓一清二楚。他们为什么不求诸如今被举得更高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两个理论不能为他们的公平诉求提供足够的支持,以效率和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目标的理论给社会公平留下的空间已经不是那么充足。

今天将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实质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如何保证较高的发展效率,邓小平理论的适用范围仍然在,保持就好。但在保证社会公平方面,却只有诉诸毛泽东思想。社会公平大概是毛泽东思想核心里的核心,古今中外,重视社会公平更无超越毛泽东思想者,在毛泽东思想面对的社会基础还未根本改变,在我们还不能踏到巨人肩膀上之前,有什么理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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