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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gropius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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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1 01: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1 00:48 发表


总体上同意您的意见。
在文革问题上我们可能会有些分歧,在我看来:那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自觉的权力机制探索,失败了不要紧,关键是后人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没错,文革和80年代的自由主义风潮都是全球性的政治思考,跟流行感冒一样.....但在人类经济和政治水平如此不堪重负的时候发生却没多大建设性更似吹毛求疵——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还是太有价值了。
假设毛泽东的资本主义法权阶层是现阶段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个阶层的现实价值如何鼓励和发扬,其腐朽性和反动性如何约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思考。
发表于 2006-11-21 01:12:45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家是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儒家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千年辉煌,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最大的桎梏 对儒家思想的整理与甄选也许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工作。
特别同意这一观点,儒家思想体系对我们民族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了适应在新世界中的形势,我们不仅需要扬弃儒家思想,而且对诸子百家的思想都需要整理与甄选。
响应号召,我也想谈一点对我国历史的思考,不过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1 01: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currency 兄,你对体制的力量太信任了。体制其实只是权力的外化形式,如果权力本身不值得信任,我们又如何信任作为其外化的体制?在我看来,权力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免的东西,如果想保证这种东西不伤害我们,就只有一种办法:制衡。
吹毛求疵在汉语里面不是个好词,但如果从对社会机制精益求精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我倒真的想对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创造性地)表示一些敬意。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有其合理内核,但也都失之于狭隘,如果认为当前所宣扬的“和谐世界”理论是符合民族价值的,我们就不能同时宣扬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而是应该设法寻求其合理内核与和谐世界理论的接入点,实现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双赢。当然,这样说来简单,做起来就难得多了。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1 01:25:1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6-11-21 01:12 AM 发表
儒家是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儒家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千年辉煌,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最大的桎梏 对儒家思想的整理与甄选也许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工作。
特别同意这一观点,儒家思想体系对我们民族来说是“成 ...




好!期待九五平安兄的高论。
发表于 2006-11-21 01:2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1 01:22 发表
currency 兄,你对体制的力量太信任了。体制其实只是权力的外化形式,如果权力本身不值得信任,我们又如何信任作为其外化的体制?在我看来,权力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免的东西,如果想保证这种东西不伤害我们,就只有 ...

其实我认为任何制度都是恶的,如何抑制和降低其恶才是现实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1 01:3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6-11-21 01:28 AM 发表

其实我认为任何制度都是恶的,如何抑制和降低其恶才是现实问题。




如果任何体制都是恶的,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选择其中最不恶的哪一个?



抑制和降低其恶通过什么力量和什么形式?这种力量和形式是不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体制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的探索是巨人的努力,但失败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还是没搞清楚一点:社会的问题最终必然反映在体制上。体制中最容导致恶的是什么?权力。所以,我的思路很简单:如何抑制权力的恶性膨胀,如何避免权力走向对承受权力者的压迫才是问题的关键。
发表于 2006-11-21 01:58:1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1 01:38 发表




如果任何体制都是恶的,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选择其中最不恶的哪一个?



抑制和降低其恶通过什么力量和什么形式?这种力量和形式是不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体制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的探索是巨人的努力 ...

权力监督是一个方式,但也不够全面也容易形成利益同盟或交易。权力制衡也是一种方式,但这将降低施政效率增加社会耗费——还是制度恶......日本有一个基层机构叫作役所,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跑路避雨无所不管,但却不必更多监督,相当有趣。我想是执法者和受体之间达成一个更好的共识吧。现在国内的城管和派出所居委会却人五人六的,今年上半年还修理过一个保卫科长......
发表于 2006-11-21 08: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0 11:02 PM 发表
cadmus兄观点我理解,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条分缕析,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适与不适也许才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这正是我在实践的,希望从实践中找到确切的答案:我选择从商的道路,既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也是想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在中华文明背景下的商业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面貌的改变,把中华文明的基因补全。...... 现在还没有答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答案。

霍英东的事例可以从侧面辅助证明,但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

[ 本帖最后由 cadmus 于 2006-11-21 08:01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21 10:02:0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admus 于 2006-11-21 08:00 发表


这正是我在实践的,希望从实践中找到确切的答案:我选择从商的道路,既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也是想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在中华文明背景下的商业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面貌 ...

Cadmus兄其实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商业兴国实业兴国和教育兴国等思想在国家平台稳定的情况下是有条件实现的。
发表于 2006-11-21 10:39:13 | 显示全部楼层
昨天我发现一个有趣地现象:
    西方文明主流是基督教文明,他们都用圣经作为他们的第一读物,但是他们自己人说服不了自己人,派生出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圣工教等等众多教派,为了显示自己教派是正统,强者为王,所以产生丛林原则.如果用一个形象地比喻,西方文明好比一棵大树,主干是圣经,枝干是各个教派,他们不相融合,争相发展,最后越来越细.
    中华文明的主流是什么,正是我们今天探索的东西,也是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探索的东西.但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在不断地说服其它的文明加入中华文明行列,夏商周各个民族是怎样融合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已无法考证.但是五胡乱华、蒙元、满清的文明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历历在目,佛教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发生了改变,虽然还不彻底.在历史上,凡是中华文明可以触及的文明都认同中华文明.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华文明就像黄河,他发源于三江源,在融合了各个大大小小的河流后,奔腾到海.过去的两百年,中华文明遭遇壶口瀑布,什么是中华文明的壶口???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带领中华文明冲过了壶口,今后的两百年是不是中华文明发现自己的主流并不断壮大的两百年??今后的五六百年是不是中华文明融合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五百年???

[ 本帖最后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2 11:37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21 11:04:4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1 10:39 发表
昨天我发现一个有趣地现象:
  西方文明主流是圣经,也可以说是圣经文明,但是他自己人说服不了自己人,派生出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圣工教等等众多教派,为了显示自己教派是正统,强者为王,所以产生丛林原则.如 ...

兄弟的描述有点问题——
大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诸多少数民族在强大的埃及人中备受压迫和奴役,苦不堪言。Yehweh造访摩西(Moses)赋予其神秘力量并指示他带领希伯来人(Hebrews)逃跑获得自由,奔向地中海东岸一个叫做以色列--所谓的福地....这时大概是公元前三到四世纪。  
在摩西与其人民走向Yehweh承诺给与的土地途中Yehweh给了摩西一系列法典--有600多条从宗教礼仪到生活习惯无所不包诸如不得吃猪肉和男人每天必须清洗其专有工具以至于今天犹太妇女罹患子宫颈癌的机率是全球最低.....这实际上是一份契约---希伯来人把Yehweh当作其唯一的神,作为回报Yehweh把希伯来人当作其选民(chosen pepole)并以色列这块土地给他们---也就是说一个自私的家伙找了一帮子无家可归的家伙给其住处然后要他们盖一个庙来膜拜他自己——而且他还要摩西教育希伯来人说神只有他自己一个......一神论(Monotheism)的教义从此确立以及其后衍生的三大宗教都恪守之以至于影响到整个追随者世界的社会生活---唯一最佳解决方案唯一正确答案唯一真正信念唯一合理现实世界秩序.....所以鬼子都一根筋......
耶稣(Jesus)是罗马人治下的一个小木匠,道听途说一些古老故事就想发动非暴力不合作捞取政治资源搞分离主义,为当地人不容为罗马执政官不悯而被钉死在木架上示众,而当时Cleopatra和Athonio正在开罗干着生儿育女的勾当......耶稣之所以成为神的象征是因为他在当时郁闷的奴隶制度下鼓吹自由和解放而得到平民的膜拜...话又说回来,哪有圣父圣灵圣子都集中一身的玩意呢?除非是Clone出来的怪胎....   
大卫星是大卫王的为抵抗敌人入侵引进的神秘邪恶力量,至今仍为正统保守犹太人所不齿,因为犹太人自认为他们是智慧的民族有着至高无上力量的Yehweh眷顾而不屑于玩这些宵小伎俩.....为了加强宣传的力度,拉比们也宣称在约柜中两块“十戒”石版旁放有“绘制一对男女以六角星形姿态紧紧相拥的图样”,这是一种宗教欺骗.....最早出现在犹太文献是公元12世纪估计出现在公元三到四世纪......   
在纯粹的一神教义下,大卫星红龙路西弗敌基督等等都属于怪力乱神魑魅魍魉亦如苍蝇蜘蛛蟑螂猫头鹰乌鸦蝙蝠之流。膜拜之意味着对Yehweh制定的契约的公然背叛将招致天谴。西方宗教之中的二元对立论来自伊朗的琐罗阿斯德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以色列人自称为Yehweh的选民(Chosen pepole)并非汉字字面理解之选举上帝的人(voters of god )如果这样的话可是大大的亵渎和侮辱。而所谓选民是基于[约](The Convenant),不但有宗旨有执行细则比规范的公司章程及行政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用摩西之法(Mosaic Laws)作为教规的基础比如《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就是其缩略版。
发表于 2006-11-21 12:02:5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个人理解,选民是上帝选择的人.同耶稣是上帝选择的儿子是一个意思.
把我上面的话改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的:西方文明的先哲们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遵从同一本圣经,或出于对劳苦大众的利益[耶稣创建基督教],或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罗马帝国创建天主教].派生出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圣工教等等众多教派,他们不能说服对方,为了显示自己教派是正统,强者为王,所以产生丛林原则.如果用一个形象地比喻,西方文明好比一棵大树,主干是圣经,枝干是各个教派,他们不相融合,争相发展,最后越来越细.

[ 本帖最后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1 01:39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1 20:53:37 | 显示全部楼层
currency 兄与一字之师 兄讨论的这问题有些意思,基督教是西方文明最核心的构成部分之一,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西方文明的整体气质和思维方式。我对此也有过一些思考,过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整理一下,放到这里讨论讨论。
发表于 2006-11-21 21:15:0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1 12:02 发表
我个人理解,选民是上帝选择的人.同耶稣是上帝选择的儿子是一个意思.
把我上面的话改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的:西方文明的先哲们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遵从同一本圣经,或出于对劳苦大众的利益,或出于统治阶级的利 ...

那么撒旦来自拜火教的安格拉·曼纽(现波斯语的Ahriman)又如何解释?
发表于 2006-11-21 23: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我国历史的分合周期律说起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世界历史中独特的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以至于我们的政府官员会对台湾省人说:“我们现在该分久必合啦,这是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呀”。

    对于这种周期现象的解释,官方教育基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定论,教给我们的说法大体是: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逐渐积累,最终导致阶级矛盾的大爆发,于是发生农民大起义,推翻旧的封建王朝。而由于农民阶级不具有先进的意识形态,不能领导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农民起义的成果被新的封建地主阶级窃取,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但是,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这种解释非常的意识形态化,也很牵强,很有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说法,我觉得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雷海宗认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国史的循环发展。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说是二千年来中国历史一针见血的口诀。一治一乱之间,并没有政治社会上真正的变化,只有易姓天下的角色更换。朝代交替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主要不外三种,就是皇族的颓废、人口的增长与外族的迁徙。
     大地上的气候似乎是潮湿期与干燥期轮流当位。潮湿期农产比较丰裕,生活易于维持,社会就比较安定。干燥期土地出产减少,民生日困。并且经过相当长的潮湿期与太平世道之后,人口往往已达饱和态,农产丰裕尚难维生,气候若再忽然干燥,各地立刻要大闹饥荒。社会便趋向混乱。同时沙漠或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因气候骤变,生活更难维持,游牧民族在平时已很羡嫉农耕地带的优裕生活,到了非常时期当然要大批地冲入他们心目中的乐土。自古以来中国的一部分或全部被西北或东北的外族征服,几乎都在大地气候的干燥时期,在绝不是偶然的事。
      食料的增加有限,人口的增加无穷,一切生物都自然地趋向于无限的繁殖,中国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香火主义使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加提高。一家数十口,靠父祖的遗产坐吃山空,都比赛着娶妻生子。甚至没有遗产或遗产甚少,但数十口中若有一二人能够生产,全家就都靠这一二人生活繁殖。在家庭的社会被淘汰的废人游民,在中国也都积极参加人口制造工作。并且按人类生殖的一般趋势,人愈无用生殖多,低能儿之生育能力远超常人,生殖似乎是废人惟一的用处与长处。所以中国不只人口增加得特别快,并且人口中的不健全分子的比例恐怕也历代增加。这大概是二千年来中国民族的实力与文化日愈退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人口过多,丰收时已只能勉强维持,收成略减,就要大闹饥荒。瘟疫与饥荒往往有连带的关系。食料缺乏,大多数人日常的营养不足,对疾病抵抗力下降,因而容易演成大规模的传播性瘟疫。试看历代正史的本纪中,每逢末世饥荒与瘟疫总是相并而行,这也绝非偶然的事。
      饥荒与瘟疫可说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为的因素就是流寇。流寇在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说是一种必需的势力。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体饿民都起来夺食,因而互相残杀。赤眉、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是最出名的例子。但流寇不见得都是汉人,西晋末的五胡乱华可看作外族饿民的流寇之祸。
      在民乱初起时,受影响的只限于乡间,但到大崩溃时城市与乡间一同遭殃。城乡人口一并大减。历史中所谓“人民十不存一二”的记载,说明大多数人民都死于刀兵水火或饥饿,是无可怀疑的。民间历代都有劫数的观念,认为天下大乱是天命降劫收人。这种民间迷信实际含有至理。黄巢的杀人如麻,至今还影射在民族心理的戏剧中。说黄巢前生本为目连,因往地狱救母无意中放出八百万饿鬼,所以他须托生为收人的劫星,把饿鬼全部收回。凡该被收的人,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逃不了一刀。这种神秘的说法实际代表一个惨痛的至理。那八百万人(黄巢所杀的恐怕还不止此数)无论当初是否饿鬼,但实际大多数是饿民或候补饿民,屠杀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
      历代人口的增减有一个规律,可称为大增大减律。增加时就增到饱和甚至超饱和点,减少时就减到有地无人种、有饭无人吃的状态。人口增多到无办法时,有上到下都感到生活困难。官吏受了生活恐慌心理的影响,日愈贪污,苛捐杂税纷至沓来。民间的健壮者在饥寒与贪污的双层压迫下,多弃地为匪,或入城市经营小本工商,或变成无业的流民与乞丐。弃地日多,生产愈少,饥荒愈多。盗匪遍地之后,凡不愿死于饥荒或匪杀的农民,也多放弃田地,或入城市或为盗匪。荒地愈多,生产愈少,生产愈少,饥荒愈甚,饥荒愈甚,盗匪愈多,盗匪愈多,荒地愈广。这个恶圈最后一定发展到良民与盗匪无从辨认的阶段,就是流寇阶段。
      长期离乱之后人口减少,再加最后阶段流寇屠杀,当初粥少僧多的情形必一变而成有饭无人吃的局面。至此天下当然太平,真龙天子也就当然出现。大乱之后,土地食料供过于求,在相当限度以内人口可再增加而无饥荒之虞。所以历史上才有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东汉初期的中兴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清代康乾间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杀的代价换来的短期黄金境界。但这种局面难以持久。数十年或百年后,人口又过剩,旧的惨剧就须再演一遍。

    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雷先生认为是由于秦汉以来,中国文化中的“无兵”造成的。秦以上为自主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  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外族强弱等)的支配。(有兴趣详细了解的人可以找《中国的兵》这本书来看看)

     可是我认为,那还不是根本的因素。毕竟有兵无兵,人口总要增长,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总有饭不够吃的一天。我还注意到,秦汉以来中国民间的迁徙,无一例外的都是躲避战乱或饥荒的被动迁徙,绝无追求财富的主动迁徙。这与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只有对求道精神的认可,没有对求财精神的鼓励,是有关系的。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在主流文化里,求财逐利被认为是小人所为。“故行事之先,必定要先详细思考。若合其正理,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而当赴之,若不合其正理,虽有大利大益,亦不可行也”。这显然是泛道德化的考虑。在这样的约束下,一方面人们(特别是有学识、有聪明才智、有望成为君子的人们)被限制在追求财富的领域之外,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代表孝道的香火主义又最大限度地泛滥,便加剧了所谓历史周期律的残酷性。但这还只是传统主流文化影响历史的一部分后果。
(累了,容我稍后再续)
发表于 2006-11-22 10: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6-11-21 09:15 PM 发表

那么撒旦来自拜火教的安格拉·曼纽(现波斯语的Ahriman)又如何解释?

超过我的知识极限了,我对西方历史确实不了解,上面那段话,是我先有了结果,再倒推原因.
如果非要我说出原因,我不能也.
发表于 2006-11-22 11:46:3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2 10:17 发表

超过我的知识极限了,我对西方历史确实不了解,上面那段话,是我先有了结果,再倒推原因.
如果非要我说出原因,我不能也.

历史地看来以地中海文明为内核之一的西方文明不过是多种亚文明冲突交融的结果,只是现在基督徒从不承认这一点,犹太教据一神教发源之尊则更不愿承认,所以教派争端和冲突就像胆结石化不了。后来摩尼教尝试融合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宗教政治化让信仰与争食联系在一起了.....
http://www.guoxue.com/study/monijiao/mxh_001.htm

[ 本帖最后由 currency 于 2006-11-22 11:48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2 19:34:0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天一直在思考九五平安兄提出的问题,写的长一些,完成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也不少。正好看到黎阳的新文章,观点不完全同意,但不妨拿来讨论讨论。




中华文明的精华依然举世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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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黎阳(洛.谷.之.鸟) [152359:5632], 16:32:48 11/19/2006: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中华文明的精华依然举世无敌

黎阳

2006.11.18.

按美国军方的说法,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战场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攻必取,守必
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年的西楚霸王和拿破仑是“打赢了每一仗,输掉了
最后一仗”,美军看来比他们幸运点儿:一场败仗都没打——只是输掉了战争。

如今美军在伊拉克又遇上了跟当年越南战争同样的尴尬:打遍天下无敌手——就
是结束不了战争。(如果硬说伊拉克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那要验证也不难
:美军离不离得开?美军在伊拉克还交不交火?流不流血?死不死人?美国还需
不需要天天往里扔军费?)

这种状况让美国人实在无法理解。要论力量对比,那简直是无穷大比零:美军比
当年越南战争时期不知强了多少倍,而对手呢?比当年的越南不知弱了多少倍:
一无公开支援的盟国,二无众望所归的领袖,三无精辟的指导理论,四无象样的
武器装备,五无当年越南人那样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军队,六无举
国团结一致的群众,而且连一个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都没有。难怪好些人对伊拉
克战争算不算“人民战争”都要争论不休。然而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如何称呼这场
战争,而在于为什么会打成这种局面。找不出根本原因,就拿不出有效对策。拿
不有效出对策,就扭转不了局面。扭转不了局面,就不敢担保一定不会再来一次
越南战争的结果:一场败仗都没打——却输掉了战争。

这种状况美国人解释不了:拉姆斯菲尔德解释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不了,
兰德公司解释不了——当然,刘亚洲之类“美国迷”们更解释不了——如果解释
得了,自然早就拿出了有效对策,战争也早就结束了,用得着现在还在拖,而且
要拖多久还不知道吗?能成为美国选举的头号议题吗?也难怪拉姆斯菲尔德要丟官
:搞战略的专家搞出了一场看不到头的战争又束手无策,那这个专家是干嘛吃的


(看到网上有人硬说拉姆斯菲尔德没有失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英雄、政治斗争
的牺牲品;甚至有人说他下台是因为民主国家没有“终身制”云云,实在令人又
好气又好笑: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结束,没结束的战争何来“战争胜利者”?如果
伊拉克战争真的已经“胜利结束”,怎么会成为美国选举吵得不可开交的头号议
题?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四家的军报一齐发社论要老“拉”下台
,他在任期没满就黯然去职,这明明是惩罚,哪里是因为什么“终身制”不“终
身制”?“胜利者不受责难”,老“拉”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胜利者,美国人怎么
会惩罚他? 欢呼都还来不及呢。至少没见哪家美国报纸现在说老“拉”是英雄,
更不见美国有谁把老“拉”下台解释成是因为要防止“终身制”。某些中国马屁
精给美国人舔屁眼的肉麻劲连美国人都吃不消。)

虽然刘亚洲说“美国人的目光深邃得不见底”,但是“目光深邃得不见底”的美
国“精英”们的的确确解释不了为什么绝对优势的美军会“每战必胜、就是赢不
了战争”,为什么当年在越南如此,如今在伊拉克又是如此。也就是说,西方文
明的理论、逻辑拿这个问题束手无策,否则问题怎么可能久拖不决?

然而困扰美国人的这个难题在中华文明的精华面前不仅不难,而且简直简单之极
。单凭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问题
的要害就一目了然。

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实现预定的政治目标而打仗。预定的政治目标
实现了,仗就打赢了;没实现,仗就没打赢;永远实现不了,仗就永远打不赢。
预定的政治目标实现不了,军事上的胜利再大再多也不顶用。不管赢得多少具体
战役战斗,不管杀死对方多少人,不管占领了对方多少地方,不管给对方造成多
大的损失,只要实现不了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那战争还是等于白打,说到底就
是输了。

当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制止越南统一。尽管按美军说法,美军
军事上战无不胜,但越南最后统一了没有?即便军事上可以说美军没败,但从政
治上说呢?显然失败了。既然“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那就是说,战争归根到底
还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目标达不到,失败了,战争自然也就失败了。所以
虽然具体的、局部的军事行动每战必胜,然而全局的、整体的战争却失败了。用
西方文明的思维逻辑无法理解的事,用中华文明精华的逻辑来看再清楚不过。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在伊拉克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推动“中东民主化”。换句话说,为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改造阿拉伯国家树立
一个“样板”。这个政治目标实现了,就可以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打赢了。否则
就是输了。那么美国的这个政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看来渺茫得很。想想
巴勒斯坦就够了:那里折腾了多少年了,消停了吗?如果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一个
实现不了的目标,那么这场战争有多大胜算?零。因为衡量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
就一个标准:你的政治目标实现了没有?只要实现不了,不管军事上如何战无不
胜,对方如何不堪一击,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个零。不算“政治”这个大帐、总帐
,只知道拼命算具体的力量对比,算军事上的杀伤消灭,算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
,只能算来算去越算越糊涂:怎么可能一场败仗都没打却会输掉战争?为不可能
实现的政治目标而战,究竟是大聪明还是小聪明?是天才还是蠢才?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前就详细阐述的道理,美国人现在还
不甚了了。在这个问题上,谁更高明?是中华文明的精华,还是西方文明的代表


而中国老祖宗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规律:“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时候,前苏联入侵阿
富汗的时候,恐怕都以为自己强大得不得了。那时即使有人跟他们讲“国虽大,
好战必亡”的道理,他们也一定会嗤之以鼻。结果呢?哪个逃掉了这条规律的支
配?

美国闹“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才几年,现在国内已经为如何尽快结束伊拉
克战争而闹得不可开交了。为什么?危机感:这样拖下去不是个事,对美国总体
利益不利。(美国人这点好,不象当年的日本和纳粹德国那样死钻牛角尖,一头
顶在南墙上还死不回头。)美国虽强,仍然能感受出这条规律的厉害。

至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恐怕现在世界上不承认这一条的国家少而又少。
不信,请看世上有几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以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
安,忘战必危”这两条不过是中华文明精华大海中的两滴。但就这两滴,现在世
界上谁不遵循谁倒霉。你可以不承认,但不能违反,否则必吃苦头。所以说依然
举世无敌。就凭这些,谁能说中华文明“劣等”、不如西方文明“优秀”?中华
文明确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其奥妙之处,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物们现在仍然吃不
透摸不准,甚至根本找不着北。否则为什么会解决不了“战无不胜、就是打不赢
战争”的“老大难”问题?

西方文明束手无策的难题在中华文明的精华面前不过是小菜一碟。就凭这就可以
看出那些拼命贬低中华文明、鼓吹西方文明“优越”、主张“全盘西化”、诋毁
毛泽东的中国“精英”们是何等浅薄无知、渺小低劣和卑鄙无耻。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3 02:0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兰萧336兄通过短信发表的评论:
非常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进行下去,已经接近于我们讨论的实质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的重新建构和复兴问题。一,它是中华文明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二,它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发现,大家实际上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思考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大家能齐心协力搞出个名堂了,就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其中龙象在天在文化贴中提出的和谐社会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演进方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以上都可以专贴。


有兴趣的话,可看一看我在文化帖,宗教帖中的观点。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3 02:02:43 | 显示全部楼层
兰萧336兄通过短信发表的评论2(对不起,跟前面那条时间次序弄反了):


老兄,你的这个问题太大了。小的方面来说,有关中国发展里程的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框架,大的方面说,有关世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框架。关于这个,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和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新经济史学派都给出了一个框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一般框架建立起来的。老兄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似乎还不到位。但总的逻辑框架似乎解释力还是比较大的。人类的历史使一部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同时,正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各自发生了演进,同时也构成和促进制度的演进过程。是所谓人类发展史。单纯的经济史馆当然是有毛病的,但马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史观。由于时间限制,我只是粗粗的过了一遍。具体的我下来再思考。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3 02:19:19 | 显示全部楼层
九五平安兄的文章很好,请继续完成。你关注的角度也是我时常思考的一个角度,说的简单点就是农业文明必然面临的地与人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中国还算幸运,我们占据了早期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宜农土地,加之长期的统一历史,不断改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角度很重要,但要充分展开需要比较多的原始数据,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历代土地、人口列表,不知那位朋友可以贴上来。
雷海宗很博学,但目光却狭隘了些,中国历史太复杂,其实一个“无兵”就能解释的。到底是为旧学所累,不肯从旧学内部来找问题。
发表于 2006-11-23 14:25:1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3 02:19 AM 发表
九五平安兄的文章很好,请继续完成。你关注的角度也是我时常思考的一个角度,说的简单点就是农业文明必然面临的地与人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中国还算幸运,我们占据了早期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宜农土地,加之长期的统 ...


同时,如果能和印度的历史发展进行对比,可能能找到一些线索:印度同样是占据了亚洲一块富庶的宜农土地,不比中国的小,但是其农业文明的特征却不明显,而其民族、宗教、土地、政权的发展过程和结果,都完全不同于中国。...... 但是其科技发展状态却和中华文明类似----近代都严重落后于西方文明,导致印度和中国都战败。这两个文明,虽然染色体不同,但是缺乏的“基因”有共同点。......对比分析,也许有助于找到答案。
发表于 2006-11-23 14: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6-11-21 10:02 AM 发表

Cadmus兄其实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商业兴国实业兴国和教育兴国等思想在国家平台稳定的情况下是有条件实现的。


我确实是民族主义者。

在国家平台不稳定的情况下,只有武力兴国了,呵~~~。不过,如果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内部都健全而且平衡的话,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是更多战争还是更少战争?我自己都糊涂了,也许答案是“更多战争”。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如果一旦进入“国家平台稳定”的情况,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都健全平衡的中华文明,重新发展的速度应该更快,弯路更少。而且对于外族的入侵,抵御能力应该更强一些。
发表于 2006-11-23 14:3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认为印度是失去了根本,他的文明已经中断,是一个奇怪的杂交体.
中国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虽然这个比喻不好,可是某些精英就是这样.

[ 本帖最后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3 03:08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23 23: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至格兄

我组织文字的能力比较差,思维又不够敏捷,关于传统主流文化中的基因缺陷,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总感觉就在恍惚之间,但要明确表达出来还是很费劲,多给点时间吧。
对此问题,我很期望看到格兄的高论,肯定对我有所帮助,格兄加油。
另,我觉得cad兄关于商业文化的看法,多少是有点靠谱,但尚未言及根本。

[ 本帖最后由 九五平安 于 2006-11-24 12:15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24 08:13:2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23 02:37 PM 发表
我认为印度是失去了根本,他的文明已经中断,是一个奇怪的杂交体.
中国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虽然这个比喻不好,可是某些精英就是这样.


印度文明一千多年前被中断,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富庶的广大的宜农土地上,被中断之前的印度文明没有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农业文明?连自保都做不到。

后来雅利安人创立的现在的印度文化,科技水平一直很低。...... 同样富庶的土地,大结局不同 但是 基因缺陷类似?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4 08:52: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逐渐要贴出的文章算是给九五平安兄的一个回复。
由于要讨论的问题很大,文章自然也写得很长,目前只完成前三个部分,后面还有很多方面要谈,具体写到什么时候我也说不清楚。考虑到不能老敷衍九五平安兄,所以还是先将已经完成的部分贴出来。好在这三个部分已经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容,可以说明我在中国文化重建上的基本思路。
由于写作过程中思路的变化,前后观点未见得完全统一,加上还没有时间进一步整理,文字上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请九五平安兄谅解。
也请大家继续指正。




谈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困境



对于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170年历史所带来的那份刻骨铭心的感受只有两个字可以表达——创痛。如果这份感受仅仅来自外族的欺辱与蔑视,或仅仅来自前一百年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屡屡受挫,那么,今人的感受便不会这般强烈。因为,在鸦片战争一百年后,尤其在又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的独立的和影响不断扩大的政治地位、茁壮发展的经济和任何敌人不能小觑的军事力量,我们甚至还结结实实地在与世界列强的对抗中取得几次足以奠定我们的大国地位的战争胜利。可是,纵使有如此多足以令我们自豪的成就,那份创痛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它是如此的剧烈,又是如此的真切,剧烈、真切到令我们无法顺畅呼吸。这种窒息感压迫着我们,使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却不能大口地呼吸,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如此脆弱,使我们在人前无法高高昂起头颅。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个曾经给我们造成此等伤害的“始作俑者”,那个无比骄傲,自以为世界中心和最优等种族的盎格鲁——萨克逊种群,它却依旧跑在我们前面,还有比这更令人焦灼的吗?



为什么我们会落后挨打?我们不得不一次次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似乎已经有了: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从第一步就落后了,而且当盎格鲁——萨克逊人将长枪大炮架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后了太多。这是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就搞懂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了艰难的漫长的现代化进程。几多艰辛,几多挫折,好在结果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终于杀到了美国人身边(借cadmus的话)。“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似乎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经济前进的车轮,我们甚至建立起了最难得的政治自信。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摆脱那份创痛、窒息、焦灼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仍然隐隐感到有些许的不自信?



既然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世界不断拉小的距离仍然不足以消除我们的痛楚与不自信,那么,问题就只能出在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建设必不可少,但文化首先必须解决价值问题,而文化价值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文化必须实现现代转换,但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象政治、经济、军事的现代转型方向那么容易搞清楚,而且需要政治、经济的现代转型作为基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的艰辛与挫折大体来自于这些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基础条件不佳,另一方面使自身转向何处还不清楚。当然,基础条件正在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完善,从而可以为文化转型提供足够的动力。所以,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文化自身转向的问题。



文化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历史属性,也就是说,文化从来就不是平地起屋式的简单建构,它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的综合体。我们不可能抛开传统来谈论当代,也不可能钻进故纸堆,靠注解六经就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再生。整理国故是必要的,但必须立足于当代,畅想未来,提出创造性地显示解决策略更加必要,但也必须基于传统的接续。中国人的古话说:继往开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足于当代的传统文化考察或许是必须首先开展的工作,也是五四以来仁人志士们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一贯思路,可惜要么陷于传统不能自拔;要么干脆对中国文化失去了信心,要求推倒重来;要么处身主义之争的漩涡,以西学注解中学,恍然间错将西方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当然,亮点不是没有,我个人就非常推崇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的许多思考和举措,但一则毛泽东并未就所有关键问题给出明确可行的答案,他思考的中心还是政治文化,再则伴随全面西化和简单回归传统两种观念的再度回潮,也由于毛泽东作为探索者难以避免的错误,我们终于做出了连洗脚水带孩子一起泼掉的蠢事。至此,一百多年的探索虽不能说收效甚微,但到底没有找到一条明路,害得今天的中国人只好象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事后想来,在中国文化的更新过程中,“做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做”又何尝不是关键之关键。这是一个更新机制的问题,我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九五平安兄的感觉我也是有的,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中国文化(未必只存在于传统文化中,文化已经更新的部分便不存在任何问题吗?)中是不是存在某些致命的基因,正是它们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面临如此多的困难,而我们在一个半世纪的探寻中竟一直未能发现它们的藏身之所?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直到现在也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又是如此的重要,它涉及到中华文明能否克服自身问题,实现再次复兴的重大问题。不能找到文明的病灶与癌细胞之所在,我们就将继续在沉疴中沉沦下去。所以,虽然我的思考还远远谈不上清晰,更无所谓成熟,还是愿意拿来与大家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天下观的问题



在这个帖子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就提出过天下观的问题,现在我的观点也没有改变,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所建基的内向静态的非常局限的天下观是中国文化转型困难重重的关键症结之一。



所谓天下,前面有过一个较详细的概念分析,我将其看作一个文化与地理的双重建构(currency兄认为这是一种古典的定义,也许是吧。),说得再简单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置身其中并必须与之发生密切联系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文化建构的基础语境,文化参与其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规定了这个世界。但作为主要的一面,文化首先必须建立起与天下的和谐互动结构,适应天下的存在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在一个稳定结构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的形成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相对周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可以营造一个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内向的、静态的稳定的天下结构,这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天下,中华文明作为核心文明不会面对致命的文明挑战,因而可以自我为中心从容的塑造这个天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与自己的古典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但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外力强行打开,另一个强大的富于进攻性的文明出现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华文明的传统天下也就随之崩溃。当天下发生重大变化时,文化也应当主动寻求自身机制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天下语境,首先就是调整文明意识中关于天下的理解与建构,构造符合现实的天下观。适应是现代世界的关键,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一文明的世界,甚至也不是一个单一核心文明的世界(西方文明目前很强势,但还不足已成为单一文明核心,文化上的多极化是符合事实的判断。),没有哪个文明体可以自说自话,完全按照自己的文明模式来改造世界。这个道理显然没有马上体现为我们的文明的规则基础,在最初的文明角逐中,我们的先人还沉浸在那个旧的世界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保守文化心态,迟迟无法正确面对这个改变了的天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士人集团的主流甚至还未意识到天下已经天翻地覆,维新派的忧患意识要好一些,但寄望于通过改良来实现与新天下的协调显然是天方夜谭,说明他们对文化根本性变革还缺乏直面的勇气。



成熟的文明有保守倾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从理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迟钝与痛苦,就无法了解阿拉伯文明自近代以来的适应性不良,也无法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方世界面对第三世界大国的崛起情况下的保守主义回潮(西方人显然还沉浸在他们说一不二的过往辉煌里,以至根本无法面对一个日趋多极化、西方主导能力日益削弱的世界格局。)。因而,文明存在滞后效应,文化变革落后于世界格局的变动是一个非常多见的现象,过分苛求前人只是马后炮式的智慧,乃至掩饰自身无能的一种托辞。



当然,当世界发生大变动之时,文明的滞后效应对于承受者往往是长期的压抑和痛苦。由于文明没有适应天下的变化作出适时的自我调整,便形成滞留在前期形态的文明与现实世界的严重错位,原本运转良好的体系出现严重机能障碍也就无可避免。关于中国文化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作过一些分析,说不上多么详尽深入,但基本可以反映我的思路,这里就不再重复。如果要补充一句,我想说:我们面临一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华文明不在一枝独秀,甚至还处以相对劣势(希望只是暂时的),文明间的竞争充斥其间,我们必须学会在竞争中取胜的艺术。中华文明已经历经挫折,作为后来人,我们必须有阅读历史的智慧,从无数的痛苦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放弃唯我独尊的狭隘天下观,让我们的文化更新首先获得一个符合世界现实的天下构造。




我不能说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停留在传统天下观的思维水平上,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某种意义上,我们非常幸运的获得了一种对于这个世界最接近事实的判断:这是一个残酷竞争的、多元化的世界,没有一个绝对优势的核心文明。当代中国人不再有“天朝上国”和“中央帝国”的骄傲和自负,这是天下观变化的有形标志,建国以来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今天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则是建基于我们对新天下的理解基础上的主动行动,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已经开始享用这些行动的成果。但围绕新天下观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异常艰难的工作,从中国文化的现状来看,我们的建构显然还谈不上有多么深入和精致,所以我们中间还会经常爆发“狼奶”“羊奶”之争,还有人做着回归儒家传统的迷梦。我们的文化建构也需要事功方面的证明,政治、经济的全面崛起从远期来说必须文化建设的支撑,而政治和经济的长期持续成功可以反过来证明文化的成功,从而给与人民对中华文明更多的自信。一个残酷的竞争世界不相信说教和眼泪,只有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才能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信心,赢得竞争对手的尊敬。这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显然,我们首先必须掌握这个规则。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24 09:05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4 08:55:2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核心价值重建的问题



当代中华文明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这个判断算不上对我们文明的贬低,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描述。如果说天下观的滞后是中华文明重建的主要观念障碍,那么核心价值的缺失则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复兴处于困局的事实。核心价值是与特定天下观配套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天下的反应和调适。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核心价值的建构,相反,中华文明曾经拥有世界上最清晰、最完整的、最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至今仍然在很多方面足以使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自豪。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缺失是伴随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出现的,天下的巨变是其客观背景,相应的文化滞后效应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内向、复杂和辉煌成就使我们的文化拥有超越其他文明的惰性,向后看的怀旧倾向始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无以摆脱的杂音,这给新文化价值的重建带来很大困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文化价值的巨大反差使接入点的寻求异常困难,一方面我们无法放弃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很难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平滑接入;自先秦之后围绕一套接近恒定不变的核心价值展开的二千年历史严重削弱了我们探索新价值的意愿和能力,我们对祖先留给我们的“道”充满信任,我们构造价值的“功夫”荒废已久,以致当我们面对天下大乱局面的危急时刻,第一反应便是“肯定是我们在手段层面出现了问题”,将目光集中到“用”上,却没有想到去检视文明之“体”——核心价值是不是存在致命的不适;巨大的转型性文化断裂使我们的文化思考呈现两极化格局,在“回归传统”和“迈向现代”、此意识形态与彼意识形态之间无穷尽的折返跑消耗了我们并非多余的精力,我们似乎忘记了前人“执两用中”的智慧教导,从一个断裂走先另一个断裂,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文化更新必需的连续性、累加性竟仿佛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了(我一直很看重毛泽东在中国文化重建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因为文革的原因或许是失败了,但作为一场巨大文化变革试验,其正面的或负面的价值都是不容否定的。但文革之后伴随的却是简单的否定,既不讨论,也不研究。居于中国文化更新核心部门的文化精英们竟直接从西方贩运一个自由主义来填补文明价值的真空,却丝毫未考察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相容性,更缺乏中国文化更新必需的起码的创造性冲动。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态度表面上看来四平八稳,但同毛泽东充满创造性勇气的巨人之战相比,当真是等而下之。其实质还是以意识形态代替文化的系统建构(文革的误区,而反文革的人也陷入相同误区),更将中华文明的自我身份认定这一关键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面对这又一次打倒式的折腾,我不禁要问:既然我们已经为文革付出了成本,既然我们已经没有本钱为另一场文革支付成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毛泽东的试验中吸取更多教训,踩着巨人的肩膀,或者哪怕是试验的废墟迈向明天?)。



也许问题还不止这些,但就是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已经足以导致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难产。所以我说不要苛责古人,不要总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多少解不开的死结,仿佛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套文化体系是罪过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落差是存在的,但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只这些,很多问题并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的问题。造成文化更新处于困局的很多症结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反倒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现代慢慢自己制造出来的。审视探寻传统文化的病症固然重要,但根治我们身上的现代性症状或许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坚实基础。




核心价值是一整套的伦理系统,它必须就善恶、正义等关键问题给出回答,并一次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从当代对于核心价值的理解来看,民主、自由、人权等已经超出了普通道德的范畴,甚至为政治制度的设计提供合法性基础。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分析儒家学说史也提到过,儒家学说的伦理体系中同样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儒家不仅强调个人修养,也通过“天命”、“道统”对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做出解释,后世儒家学人概括出的“仁、义、礼、智、信”则几近于中华文明世界的普适价值,其完整性、精致性(甚至是颇为现代的)直到今天也是很令人赞叹的。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却一直相当匮乏。



从后人的角度看,中华民国是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旧价值体系的解体一如东去之水,无可挽回,而新价值却还在痛苦的分娩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其实只是将西方文明自启蒙时代和大革命时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价值转换一种说法,而且也缺乏更深入的普通道德层面的表述。结合中华民国的历史来分析,“三民主义”的意义与其说是核心价值的建构,还不如看作国民党在诸多竞争者中赢取道义优势和支持者的华美说辞,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从来没有、也从来没认真想过将其转化成为政治制度设计的基础。孙中山本人在价值判断上是混乱的和功利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建国思想以其狭隘对现代中华民族的建构产生过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后来的“五族共和”虽然有些改善,但仍然不能对中华民族作为文化民族的性质有所认识,更谈不上对权力基础的准确认定。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根本上还只是一种策略设计,所以到蒋介石一上台,在一番审时度势之后,就毫不犹豫的抛弃了。至于蒋介石时期,干脆就将“三民主义”高高挂了起来,大张旗鼓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企图通过有选择的传统价值回归为自己的独裁权力寻找合法性基础。即便我们不怀疑蒋介石及其智囊的意图,单讲这与时代脱节的遗老作派就够荒唐了。



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给了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中间中华文明价值的宝贵机会,事实证明,这一代人在价值重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试验和努力所产生的成果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完全超越。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普遍的平等和公平必须成为这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平民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而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工人、农民作为新政权的基础,代表大多数人,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此,他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甚至不惜打压官僚和知识阶层,以致身后三十年里执掌权柄者和笔杆子们仍不肯放过他,但毛泽东也藉此将平等和公平作为一项基本价值深深烙入中国民众的意识深处,是中国社会的平民特质不可移易,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核心价值一个关键环节的建设。终其一生,毛泽东对价值体系的关注是极为突出的,即便在中外古今的巨人群落中,毛泽东对于价值体系建设的极端投入也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也许只有“哲学王”这个名词才足以描述他独特的生命轨迹。毛泽东对文化价值的关注是整体的,他不仅推崇平等和公平,也尝试探索更广泛的正义价值(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国际主义背后都包含这方面的努力,“大民主”为后人诟病,但未尝不是一种“程序正义”的摸索。),甚至还在“革命精神”、“革命思想”的名义下完成了一整套的革命伦理设计,以确定普通道德层面的价值基础。



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的价值重建试验是一个巨人和一代充满危机感的人对中华文明面临困境的反应,从后人的角度评价,这项事业所达成的成就以及那一代中国人强烈的怎敢和担当勇气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当然,伴随我们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也有能力对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的价值重建工作做出更多的评判:



1、过分理想主义,毛泽东的价值重建超出了时代能达到的高度,也超出了人性可以达到的高度,以致其很难整体上作为一个稳定的价值系统被传承下来。



2、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过于倾向于公平。这对中华文明在当今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的生存和发展未必是没有负面效应的。



3、太多诉诸体制外力量,过于轻视体制的建设。体制会成为异化力量,但也是价值体系的常规载体,一个价值体系不转化为特定的体制涉及就很难获得稳定的形态和维持力量。“大民主”包含有程序正义的性质,最终却没有完成向体制的转化而永远停留在体制外状态,从而无法作为有效的程序正义形式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持续性的积极支持,反而因为体制外力量的失控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大伤害。文革最终走向毛泽东设想的背面,包括毛泽东巨大的个人威望却导致毛泽东的权力失去制约而产生很多不良后果,大体也是体制化建设未能及时跟进的缘故。一句话:体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体制却是万万不能的。



4、意识形态的焦灼妨碍了对更广泛文化问题的关注。意识形态问题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文化整体上复杂得多,很多内容是意识形态所无法涵盖的。毛泽东时代过分的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因之而起的“修正主义”之争都使人们的目光太多地投注到意识形态上,反而无从展开更广泛、深入的价值重建的探索,文化重建过程中必需的灵活性也因意识形态上的重重雷区而受到极大限制。



5、忽视经济领域的价值建构。在由农业社会像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价值重建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获得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以及他的同代人对经济领域的价值设计的关注远不及对政治领域和普通道德领域中价值设计的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也掩盖了确立现代商业道德和其它经济领域价值观念的必要性。其后果在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当中国经济重新迈向市场体制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团乱麻,到处都是传统商人式的落井下石、尔虞我诈,竟没有任何价值观念足以支持形成良性的市场运行规则(当然,这不仅是上代人的问题,作为实际操作者,我们不仅脱不了干系,而且责任更大。)。



6、忽视差异,尤其忽视作为人性基本面的差异造成社会个体的匀质化。八个样板戏垄断舞台,有限的阅读选择机会,几乎无差别的着装和行为模式,这些都反映出那时文化价值对差异性的压抑,这对形成文化的丰富性、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有利因素。



7、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体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价值的认知不够清晰。自由是相对的,但作为人类很重要的普适价值不应当被彻底否定。问题是自毛泽东写作《反对自由主义》开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民族救亡的考虑,始终强调的就是集体主义和纪律性,而对个体自由则抱持重大偏见。由于建国以后的特殊国际环境,这个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也成为今天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是我们在不断遭受西方世界对我们的自由状况的指责时却缺乏有力的还击武器。



8、对精英与平民关系的理解太绝对化。任何体制化的社会难免产生精英群体,关键不是在体制外打击精英群体以换取平民利益的保障,而是通过体制的设计抑制精英群体权力的无限膨胀,避免精英群体发展形成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与平民的利益在主要方面保持一致。这样的一个精英群体不仅不会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障碍,反而会因为精英群体在知识上的总体优势成为一股积极力量。毛泽东看到了精英群体与平民的对立面,却忽视了二者利益可调和、可重叠的一面,因而大量采用体制外形式压制精英群体,造成体制化建设的延滞,也无法从远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毛泽东并不反对知识,但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事实上贬低了知识对于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有人称其为“反智主义”也不能算是全然的冤枉与污蔑。在一个平民化社会,精英并非完全脱离平民的阶级构造,只要不形成利益集团,他们就始终是来自平民,并与平民保持一定联系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不仅是社会管理人才的需要,也不仅是抱有一个知识增长与积累的关键部门,还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激励机制。儒家曾经为精英群体和平民阶层分别制定价值规范,其内容或许已经不可用了,但这种方式还是值得借鉴的。



9、忽视传统价值的精心甄选、接续。这不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问题,而是“五四”持续至今中国文化领域中的通病:因为中国在近代的挫折,而对于之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深怀疑。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修养很深厚,所以能够独立承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艰巨任务。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旨趣大为不同,毛泽东身处二者之间,在缺乏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以进行精确建构的情况下,他的价值天平在现实的推动下主要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面。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价值差异始终是存在的,一方面传统价值大多受到怀疑和抛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又不可能全盘移植到中国(而且经常会出现适应性不良症状),这样一来,就难免出现价值真空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断裂。这种情况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正常化更多显现出来,而且伴随又一股西化浪潮,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而我们,对此似乎仍然缺乏清醒意识和紧迫感。(所以,有时我不太倾向过多批评当代的新儒家,其中不乏迂腐之人,但他们至少对于保存传统文化价值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受时代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彻底完成核心价值的重建工作,对此,我们不必吹毛求疵,更不必作事后诸葛耻笑前人。有一件事足够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感到气馁:毛泽东时代为完成的价值建构工作至今大多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在价值重建方面,我们不仅不如那个时代的人成就卓著,甚至也不如那个时代的人富于自觉意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笑话毛泽东那一代人呢?



今天的中国肯定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加复杂,这给核心文明价值的建构带来更大难度。毛泽东时代没能解决的问题遗留到今天,大部分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与此同时,新的价值问题又不断滋生出来,加上当代人的浮躁,怎一个焦头烂额了得。不过,今天也有好的一面,中国整体生存环境的改善为我们重新思考价值观提供了更宽松的条件,我们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始终为巨大的生存焦虑困扰,可以更从容地思考文化价值的精细建构,为更长期的文化发展进行价值设计。对于当代的价值建构现状,我不想谈太多,毕竟作为当时者,要把问题看清楚是不容易的。总的来说,问题不少,但问题已经开始被意识到,似乎也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我们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希望!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4 08:58: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文化更新机制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困境也突出的表现为中国文化更新机制的严重机能障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给予我们很多,我们经常会为中华文明的宽容、博大而自豪,更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屡屡成功的同化与吸收(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经比较详细地分析过这种现象。),但我们也经常忽略了关键一点:知道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曾面对过另一个力量相当乃至更加强势的文明的整体入侵和竞争。经常被提起的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入,仔细分析起来,其实都只是外来文化的局部渗透。他们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基本天下格局,扮演这些局部文化输出者角色的文明共同体要么相隔千山万水,要么相对中华文明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所以,我认为,虽然中华文明的同化吸收机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屡屡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我们仍然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机制在历史上只面临过小规模的、局部的、低频度、低强度的文化碰撞(以我为主,主动选择的)的检验,而当它面对近代的高强度的、整体的、大规模的文化碰撞时,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机能障碍。换个说法,这一机制在它由以产生形成的那个“旧天下”中运转正常,所以会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独特历史;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新天下”中仍然保持正常功能。事实证明,当西方文明裹挟着强大的综合实力对中华文明形成整体性压迫之时,我们的文化更新机制出现了“休克”,原本有效的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改头换面的文化更新模式走不通了。



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处境:要么在小修小补中沉沦下去;要么就从根本上调整我们的文明更新机制,放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迂腐思路,对我们的文化本体进行大幅度修正,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文化更新机制。历史证明,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条路是唯一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意味着巨大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却又必须在学习仲时刻注意保存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简单的拿来主义是不行的,没有原则的拿来只会使我们在逐步的西学东渐中陷入东方学的困境,使我们在丧失文化自我的情况下沦落为“香蕉人”。如果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付出代价,这样的代价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所谓白化论、换血论、逆向种族主义,其实都是饮鸩止渴,践行的结局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彻底消亡(当中华文明不再存在的时候,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何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文明同样存在诸多缺陷,而且,伴随人类向发展极限的推进,这些缺陷正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兹事体大,在文化更新问题上由不得你偷懒,简单的西化论或回归传统轮都只会对中华文明的复兴造成重大伤害。所以,对文化更新机制的深入思考是必不可缺的。



所谓文化更新机制不是一个多么神秘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下的选择机制,因为经常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也就为从结构上把握它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机制,它必须以一些更为清晰的构成文化核心本体的东西为基础。在我看来,这些构成文化核心本体的东西无非就是前面提到“天下观”和文明核心价值,此二者是文化本体与目的二位一体的构造,是文化更新机制是否能保持良性运转的前提。当一个文明拥有明确的适宜的天下观和文明核心价值,自然会形成与之相称的文化更新机制,它未必是兼容并蓄的(譬如中华文明),也未必是你死我活的(譬如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更新机制就是这样一种有着坚实的天下观和文明价值支撑的良性更新机制。文化更新机制其实也是一种文明自我保存的机制,它存在于一个文明主体的基本性格之中。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缘起于中原大地,成就于一个由独特的文化与地理环境构成的天下,拥有与这个天下相称的天下观和价值观。这一切成就了中华民族强烈的自信和宽宏的基本文化性格,有所坚守,也有所包容,韧性十足而富于弹性,从而使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体用分明的传统文化更新模式成为可能。



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总体上是一种刚性不足,韧性有余的文明。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文化韧性,中华文明度过了一次次生存危机,为我们上演了无数柔弱胜刚强的历史活剧。我经常跟朋友这样描述我们的民族和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就象一支弹簧——你用力压一压,它便向短里缩一缩,再用力,它就再缩一缩;但弹簧总有缩到头的时候,一旦你手上乏了,或者干脆一走神手松开了,它就会迅速反弹;弹簧反弹能够达到的最大的长度当然要超过正常状态的长度,甚至可能从桌面上跳起,直接伤到加力的人。中华文明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走到成熟期之后)不以强力胜人,甚至经常在外来文化和外族入侵时表现出顺从、包容的弹性姿态。从短期的角度,这种特质很令人痛心和丧气。看上去我们的民族和文明似乎从唐宋盛世开始便失去了睚眦必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精神。在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七百年里,蒙古人来了,满人也来了,七百年里异族(蒙古人和满人融入中华民族是后来的事)统治的时间竟占到了四百年。还望刚强到近乎霸道的秦汉——那个“犯天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历史演进的逻辑真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但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确立之后就成为一个文化民族、超民族,只要文明不受到根本性打击(“体”保持稳定),她就有足够的能力对不拥有高度文明的征服者实施文明意义上的反征服。所以,即便表面上中华民族已经被压抑到极点,但征服者却没有用来替代中华文明的文明形态,这就注定其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持之以恒,弹簧的反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旦中华文明开始反弹,这些征服者便或被驱逐,或被同化,或被结合,最终倒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开疆拓土。一般来讲,对中华文明认同度高、积极寻求融入中华文明的征服者最终会被接受,并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结合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认同度相对较低或始终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征服者则会受到驱逐,如果中华民族的反弹时间相对较长,这类征服者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华民族同化,并以自身文化因素影响到中华文明的构成。只要这种影响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间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华文明的古老更新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将新因素结合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于是,五胡乱华的主角们最终消融于华夏,却也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肯放弃原有生活方式,也不肯承认汉人主体地位的蒙古人不得不重回草原,却再也不是入主中原之前的那个部落蒙古民族了。认同中华文明的满人享得300年国运,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使满人完全汉化,一个独特的民族消失了,但中华民族和满人却在此过程中得以双赢。诸如此类,中华民族的性格看上去有些软弱,但了解到她背后对于文明之体和基本价值的坚守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坚韧的性格。人类世界是如此复杂,一个民族和文明要在这个世界长期生存,没有点刚性就只能充当砧板上的鱼肉,但过刚易折,没有足够的包容精神和弹性就难以面对世界格局的频繁变动,也难以实施进行自我更新,一个固步自封、排斥异己的文明是很难应对长期历史的复杂性的。世界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富于刚性的文明,却大多已成仅见于史册的陈迹。阿拉伯文明本是有些宽容精神的,但甚嚣尘上的原教旨主义却逐渐破坏了这种精神,而日趋刚性的现代阿拉伯文明也几乎失去了迈过现代门槛的能力。西方文明显然是一种刚性很强的文明,它目前很强盛,不过此时的强盛并不必然能成为彼时的强盛,坚固的硬壳曾经并且继续在损害着西方的力量。面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快速变化,西方文明的反应能力正受到很大考验。斯宾格勒早在100年前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中就预言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仿佛就是为了兑现他的预言。当然,西方文明并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它仍然在世界文明的食物链中占据着最上层的位置,可是,西方文明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的下降则是毫无疑问的,它不再是无可置疑的优秀文明,怀疑的声音不仅在外部,也在内部演变成震耳的雷鸣。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文明的危机发生在西方文明最鼎盛的时候,而且首先使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由于是文明内部冲突,使西方文明可以通过内部秩序的重新安排化解危机,由于发生于鼎盛时期,使西方可以在危机过后仍然保持文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可是,我要问:如果西方文明不再拥有那么突出的强势,如果西方文明终于不可挽回的走向衰落,如果这种危机终于如亨廷顿预言的那样,发生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强势文明之间,西方文明还会有这般幸运吗?从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西方文明衰落的迹象已经无可掩饰,文明之间的冲突纵然还未全面展开,但也是风雨欲来的态势。西方一定会在文明冲突中获胜吗?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面对这种局面,西方文明不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正在发生分裂,一部分开始自我调整,走向更加开放、宽容的道路,另一部分则继续迷失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美梦中,妄图通过压制其他文明保持自己作为唯一肉食动物的特权。前者是欧洲尤其是老欧洲(所谓“新欧洲”还未尝过肉食的味道,很想跟着美国老大过过瘾呢。)正在走上的道路,美国,这个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言人却选择了后者。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声音似乎还占据着上风,欧洲也未见得很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在开放和宽容的快车道上开慢车,时不时地犹豫一下,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掉转车头。或许西方的没落已不可避免?可是,这种没落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会哀悼西方文明的没落,但在一个人类具备了完全自我毁灭能力的时代,我们却有理由担心人类的命运:谁能保证西方文明不会行将衰败之时绑架整个人类世界,来一个鱼死网破?我们不能保证,所以就更有理由欣赏和珍惜中国古人的智慧,那种造就了兼容并蓄、体用分明的文化更新机制的智慧。靠着这种智慧、这种机制,中华文明走过了两千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文明连续性的奇迹;也是靠着这种智慧和机制,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在相对和平中度过了两千年,没有殖民狂潮,没有大规模种族灭绝,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文明冲突。当我们反思中华文明的当代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重新构造我们的文化更新机制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传统文化更新机制中有着极为优秀的元素,这些元素不能被抛弃,他们必须必须被结合进新的中国文化更新机制。




我们有理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与宽厚感到骄傲,面对这个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世界,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尤显难能可贵。但我们在这里思考的核心是中国文化更新机制的重构问题,所以,我们在明确了从传统文化那里继承什么之后,接下来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引进和更新什么?我这里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很多,不过,考虑到西方文明仍然强大的现实,更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危机源于西方文明冲击的历史事实,西方文明仍然必须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参照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中必然存在某种造就他的强势而我们的文明中却不具备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就是我们在重构文化更新机制是必须学习和拿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必总是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而鄙夷西方文明的丛林法则,相反,我们需要思考,思考为何这样一个极端排斥异己的文明会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相应的对世界的理解和文明核心价值提供支撑,丛林法则首先会导致内部无穷尽的杀伐毁灭,西方文明也的确是从内部的杀伐毁灭中走过来的,但西方人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文明核心价值,而获得坚强基础的丛林法则也随之由自戕的刀子一变成为面向其他文明的强有力征服武器。西方文明不太相信从其它文明中可以获得借鉴,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唯一有机会掌握世界上最后的普适真理的一群人。所以,西方文明的文化更新机制不强调包容吸收,它的主旨是自我更新,手段就是残酷的生存利益竞争,在竞争中不断争取文化的自我调整以获得竞争优势。西方文明也接受对异类的同化,它的方式是征服和强制同化,藉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展,而不是类似中华文明那样的小幅度自我修正以寻求与异类的接入和共存。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西方文明的更新机制,但他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解释西方文化更新机制最残酷的那一面:对异类的决不宽容和无情毁灭。在这个方面,西方文化从开始成熟的那一天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于是,我们看到了充满贪欲和种族灭绝的殖民主义历史;看到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更看到了推行单边主义却又要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推销自己的文明价值却从来不肯自我修正的美国。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家伙!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存在和强大的事实。虽然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西方的扩张正在抵达极限,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将使西方文明的世界意识和文明价值失去所指,西方文明的更新机制也将因失去基础而面临根本性的功能紊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袖可谓深谋远虑。我们一直在谋求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其实就是将中华文明的古老核心价值推广到整个世界。与西方的做法不同,西方的价值推广主要是利己的,而我们的价值推广却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和谐世界”理论的明确提出是一个标志,证明我们拥有了重新构造一个世界的核心价值。从战略角度看,这种价值的提出和推广是对西方文明的釜底抽薪,将对西方文明从总体上形成重大打击。)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一个拥有强势西方文明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更新机制的构造以及它成功和失败经验,否则便无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自保,更谈不上战而胜之或不战而胜。



那么,我们从西方文明的文化更新机制中可以学习些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1、        夯实文明核心价值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们看到西方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挥舞着民主、自由、人权大棒敲打、压制中国的时候,总难免会有些厌烦的感觉。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抛开令人厌恶的双重标准不谈,西方人的此类行为未尝不是基于对文明核心价值重要性的深刻体认。也许西方文明最核心的价值尺度只有一个——排他性的利益,不过这东西不好拿出来说道,于是,很能上的台面的民主、自由、人权变成了西方人向世界宣称的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此类宣示因为无所不在的双重标准,经常是非常虚伪的,但也有其相当真实的一面,西方人至少在自己内部贯彻民主、自由、人权价值时还是比较认真的。西方世界中普遍的民主制度(有虚伪性,也有局限性,但不能说不存在),较多的个人自由,废除死刑,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当然,重点不在于此,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文明核心价值的不断提炼、夯实和重视可以给与我们怎样的启示。



良性的文化更新机制必须有明确的文明核心价值作为基础,但我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时候对这一点地认识却远远算不上充分。尤其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刚刚从极端价值坚守的激情和挫折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在疲惫中怠惰下来,继而又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陷入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泥潭,我们任由价值观被变着花样地加以调侃,终于沦落为一个搞笑的名词。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我们如何完成价值重建的历史任务?不能重建价值,我们的文化就会在虚无主义中继续沉沦,所谓的良性文化更新机制就只能是镜花水月,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无从谈起。



最近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软实力”,我很钦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也很为中央终于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而感到欣慰。软实力的本质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自我提升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对于整个世界在文化上的贡献能力。那么,一个不能完成价值重建的民族会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吗?没有明确的核心价值之成就不存在良性的文化更新机制,一个不能建立良性文化更新机制的民族又怎么能够在文化上不断自我提升,怎么能够持续地向整个世界贡献文化成果?



关于价值问题我已经谈得很多了,但在这里我还想再说一次:在中华文明的复兴过程中,重建价值时必须完成、而且是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



至于如何完成价值重建,重建后的价值是怎样的价值,这些问题不是这里要谈的,也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只能有待来者了。



2、        引进竞争机制



中华文明不是一种鼓励竞争的文明,相应的,中华文明内部也是中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科举制度算是中华文明中难得的竞争体制,可惜除此之外,我们在中华文明中就再难以发现常规化的、机制化的竞争的存在。先秦之后便不再有百家争鸣,不再有广泛的学术争论,不再有不同文化类型的竞逐,只有儒、释、道、禅的殊途同归,只有不断被注解的六经,只有圣人的微言大义,只有农耕文明对工商文明的无休止压制。中华文明的百年沉沦固然有西方文明入侵的因素,但又何尝不是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之故?没有竞争机制,中国文化的更新便永远是小步慢走,便永远是潜移默化,便难以在关键的时候完成文化的自我革命。这种革命在不缺乏竞争机制的西方文明中曾发生过很多次,古典文化的兴起、文艺复兴、现代主义的狂飙突进,每一次都使西方文明获得再一次上路的巨大动力。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走过的是一条平滑的曲线,经历了最初充满活力的上升,最后却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从痛苦的近现代历史中了解了竞争的重要性,我们不再回避竞争,开始积极地引进和面对竞争。回顾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我们最初既不习惯、也很害怕竞争,于是便设法消灭竞争,或者在竞争中退让。等到发现竞争无法消灭,等到退到无路可退,中华文明已经沉沦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是便只有接受和直面竞争。好在我们毕竟度过了最艰险的时刻,而且,我们逐渐发现:其实竞争也没那么可怕,我们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也完全可以成为胜利者。这样,到“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作为最响亮的口号被提出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竞争,并开始全面在中华文明中引进竞争机制。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这是又一个证明。



如果说还有什么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我想主要是这样两点:



(1)        文化领域内的竞争机制仍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一点,只要看看国内大量存在的“学阀”、“学霸”、看看年轻学人受到的压制、看看我们终身制的职称制度、看看学术体制的官僚化现象就不会有任何疑问。相对来讲,西方的文化竞争机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



(2)        和谐是中国传统价值极为重要的方面,也应当是当代中华文明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之一。而竞争是有一定残酷性的,有竞争就有失败者,普遍的竞争就会造就普遍的失败者。所以,如何在和谐与竞争间建立起良好的平衡关系,如何避免失败者的普遍化,进而如何避免由此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危害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问题。就目前来讲,这些问题的解决说不上多么令人满意,一些领域中竞争过于残酷,破坏了和谐;另一些领域中又过于和谐,缺乏必要的竞争,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活力。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会像我在这里写写文章这么简单,清晰的思路和精细的体制设计是必不可缺的。好在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中华文明走过了太多的沟沟坎坎,在大的风浪都经过了,相信也会有足够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还是那句话,只要还有希望!我们有理由对中华文明重新获得一个良性的文化更新机制充满希望。
发表于 2006-11-24 12:48:26 | 显示全部楼层
建议Gropius兄在人权领域讨论中华文化应该做出何种贡献——不但是理论上还需要在行动纲领上。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既需要有自己的独特魅力也需要与其他文化的价值体系共鸣,而民族的,地区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显然不具有普世性。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4 14:25:02 | 显示全部楼层
currency兄:过一段我可以试一试,不过我对人权问题研究不多,估计就算写出来也不会很好。老兄也不要只顾着出题,不妨也系统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写得有些累了,老兄也不要闲着哦!  
发表于 2006-11-24 19:33:3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权理念从一开始提出自由、平等抽象概念,其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许多政治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阐述,罗斯福提出人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并由此引发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中国增加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阐述。
人权实践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个性与群体性或社会性两种倾向的冲突问题,中华文化的融合能力应该在此有所作为。
发表于 2006-11-24 23: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首先为gropius的精彩论述鼓掌。
可惜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的研究,但是凭直觉我感到要重构中华文化就必须从“人性”问题的解释开始
发表于 2006-11-25 00:4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现代化困境这一段个人有不同意见:
发出“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而已,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手是那些士族王公贝勒,他们可以妥协可以交易。而当时广大平民和包衣根本没有经济资格和政治资格左右自己的命运。
所以之前回复兄的帖子里有关于士族阶层革命性和领袖性的疑问。
以下是我回复《原木在移动》一文作者,一位在国防大学任教官大哥的话——弟以为探讨军队的灵魂不能脱离这支队伍所处之背景......中国近代史是内部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外国殖民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也是人民一步一步成为国家真正主人的历史.......没有人民,就没有黄泛区的惨痛,也没有焦土政策的悲壮,更没有坚壁清野的坚韧, 亦没有慷慨赴死的原木精神-----究其的根源,歌词已经可以简单却深刻地阐述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其探讨中日战争的作品《扇嘴巴子的故事》更生动地描述了压迫——>反抗的发展过程。
http://9link.116.com.cn/node/714
我还知道一个故事:中曾根来华访问的时候,北京一工人要开推土机上街去干掉他的车队——一家三代只剩下他一个.......当一个普通人清楚他拥有独立人格时,他会采取他能够采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态度。

[ 本帖最后由 currency 于 2006-11-25 12:57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25 01:11:51 | 显示全部楼层
仔细拜读过格兄的文章了,叹服。格兄高才,论述精到,文采飞扬,这般文笔老九我这辈子是想都别想了。
  兹就格兄所论,谈谈我的想法。
一:如兄所言,核心价值是一整套的伦理系统,它必须就善恶、正义等关键问题给出回答,并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我觉得,如果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做个对比,可能有助于发现问题的关键。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新机制我是很有信心的,理由就是格兄文章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强烈的自信和宽宏的基本文化性格”。自古以来,我们祖先就坚信并实践着海纳百川所以成其大,“我们有理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与宽厚感到骄傲,面对这个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世界,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尤显难能可贵”。同感。
三:海纳百川是好事,但我真的不愿意让中华文明之海一次又一次地容纳刺来的利剑,虽然利剑最终也会销蚀于海底。我们民族历史的灾难已经够深重了,我认为应该以有尊严的方式去完成包容世界的过程。
四:传统主流文化的巨大惯性,是我们找出其基因缺陷,完善自我的最大障碍。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的传统主流文化,至今仍掌握着最大的文化话语权,以至某些权威道德仍然是不容置疑的。
五:格兄的文章尚未触及我国历史一乱一治周期律的文化内因,而恰恰在这一现象里包含着我们民族最深的忧患,因为面对新的世界我们再也乱不起了。
发表于 2006-11-25 07: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gropius 兄的论述有血有肉,鼓掌!

currency和九五平安兄的见解犀利啊,加油!...... 我带凳子来听课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5 10:13:0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杲日丽天 于 2006-11-24 11:00 PM 发表
首先为gropius的精彩论述鼓掌。
可惜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的研究,但是凭直觉我感到要重构中华文化就必须从“人性”问题的解释开始


欢迎杲日丽天兄参加讨论。
“人性”问题很重要,后面我还要提到这个方面。但我不主张把人性的地位提得太高,否则就还是柏杨的思维水平(这点不应将鲁迅等同视之,鲁迅面临的问题时救亡,从人性角度唤醒民众是必不可少的。),不说是小说家言,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5 10:18: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6-11-25 12:47 AM 发表
关于现代化困境这一段个人有不同意见:
发出“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而已,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


currency兄,在这一点上咱们没有分歧,我提“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可挽回的平民化了”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还未完成,后面的部分中原来设想包括“士人集团的没落与平民社会转向”一段,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写出来。
发表于 2006-11-25 10:36:2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25 10:18 发表


currency兄,在这一点上咱们没有分歧,我提“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可挽回的平民化了”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还未完成,后面的部分中原来设想包括“士人集团的没落与平民社会转向”一段,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写出来。

可能是我对当前社会弥漫的一种造作酸腐又自命不凡的气息比较鄙视吧,应该认为是价值缺失形成的毋庸置疑的文化倒退。兄持同样观点我很欣慰.......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5 12:06:0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九五平安 于 2006-11-25 01:11 AM 发表
仔细拜读过格兄的文章了,叹服。格兄高才,论述精到,文采飞扬,这般文笔老九我这辈子是想都别想了。
  兹就格兄所论,谈谈我的想法。
一:如兄所言,核心价值是一整套的伦理系统,它必须就善恶、正义等关 ...


九五平安兄:


前面的观点基本同意。



最后有关治乱方面有些不同意见:



1、我不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然行进在治乱循环的老路上,现代革命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社会已经与原来的社会完全不同,支撑历史周期率形成的内在社会结构的大多数支点已经崩塌和消亡。


2、关于治乱循环的分析很多,目前的主流思路无非两种:(1)治——人口增长——土地紧张——乱——人口减少,土地较充足——治;(2)治——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资源过度集中,民众缺乏必要的生存资源——乱——资源重新分配——治。由于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最紧缺的资源,所以,所谓两种思路其实都是围绕着有限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的紧张关系这一核心展开的。这种思路很重要,但只是揭示了问题的一个维度。其它非主流思路如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理论从一些侧面分析了这种现象,也基本是以前两种思路为基础的。不过,我前面就一再表达过,我不认为仅仅通过分析生产要素就可以解释全部历史,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非常重要,但并不能排除其它诸如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在我看来,生产要素是历史逻辑架构中的关键环节,文化和政治要素同样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政治结构既是资源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合理配置的保证,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紊乱,是生产要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作用方式的发酵剂、催化剂乃至关系平台。



3、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史周期率的形成需要以下几个条件:(1)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导;(2)非常局限的资源禀赋(关键是土地);(3)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关系;(4)其它文化因素。显然,伴随现代革命的完成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些条件多数已不再存在:多元的经济模式使社会可以摆脱对单一资源禀赋的依赖,土地不再是唯一关键的资源,整个社会的资源禀赋条件大大改善、扩展;社会组织结构的平民化转向使权力的配置关系发生关键性变化,资源向少数人群的集中过程更不容易发生、更容易被制止和阻断;其它因素也或者不存在了、或者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我会有一开始的那个结论,而且,我还相信:一个平民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更有能力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4、现代中国社会也可能发生巨大的社会危机,但不太可能出现传统式的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的乱局,更多可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破坏效果与传统乱世不可同日而语。也有可能发生革命,然后在革命后重新恢复秩序——表面上看来象是历史周期率的延续,本质上则相差甚远。因为现代革命通常会造成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变动,而不是象传统的治乱循环那样,始终在单一社会组织方式下展开,不造成社会组织方式的切换与变革。某种意义上,治乱循环是中国传统单一社会组织形式下的一种内部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通过乱世重新分配资源与权力,克服危机,但乱世后与乱世前的社会体系却没有大的变化。现代革命仍然会作为现代社会解决重大社会危机的最后形式,但革命后和革命前的社会体系不太可能不发生巨变。在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不否定将来会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已经发生过很多),也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也发生过),而不太可能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与传统历史周期率根本不同之处。



5、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会导致革命的重大社会危机。从长期历史角度,革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社会调节机制。指望完全地、永远地消灭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情况下,维持秩序和稳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另一些情况下,革命却可能成为最重大的利益选择(譬如中国近现代)。革命是一种非常态的,但很正常的历史机制,没必要总是担心它的爆发。



6、中国当代文化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代化和重建的问题,我所关心的也主要是这个问题。在传统治乱循环的社会基础已经崩塌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仅仅靠文化中残留的一些不良基因就能将我们的民族带上老路。当然,这些基因应该想办法清楚,不过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清除这些基因就达到长治久安。中国文化的重建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作,实现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调适与和谐是重中之重,非此便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复兴,更不会有中华民族的长期兴盛。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社会的乱象更多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完成前的黑夜中必然存在的混乱,而不是历史周期率重现前的躁动。只要抓住关键,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25 12:09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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