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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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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0 13:4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lanxiao兄命我发表意见,不敢不从,只好找一片旧帖子,修改一番贴出。还望老兄不吝赐教。素来知道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本来不该在班门弄斧,但一则lanxiao兄之命不能不从,再则也希望从大家那里求些指教,只好勉为其难,只希望大家不笑话就好。



旧天下?新天下?

       孔夫子眼里的天下大概只是西起岐山,东至大海的一亩三分地,其它的不过蛮荒之地,对洋洋中原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需要考虑了。

        而这个所谓的天下,无论在政治架构,还是文明模式上,其实都是同质的。无论六国纷争,还是朝代更替,乃至外族入侵,中国的古代历史大体只是中华文明体系内部的建构过程。对于古代中华文明而言,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强有力挑战,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很难适应与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艰难曲折更多是由不断协调内部冲突的过程决定的。作为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强大的文化内聚力、巨大的文化腹地、层层叠叠的文明外围缓冲层、周边文明的相对落后弱小,这一切使中华民族不必依赖“挑战——应战”式应激反应机制来维系种群的延续和文明的生存,而是以协调共同体内部利益纠纷为目的建立起一套以稳定的内部秩序为核心的规则体系。

        文明的同质性使在同一话语结构下建立游戏规则成为可能,这些规则的最主要使命就是维持文明内部的秩序稳定,秩序稳定了,更高的生存和发展目的也就实现了。作为协调内部冲突的游戏规则,说的简单些其实就是要求大家都要在各安其位、正名定序的基础上自我约束,点到为止。所以,就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独特景观:建立在仁义道德(虽然经常是虚伪的,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话语基础上的王道大受推崇,与之相对的霸道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类不是没有,但却不免遭受无休无止的口诛笔伐,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千古骂名。六国之末,好不容易从西北蛮荒之地冒出一个不太守规矩的秦国,无视六国分立、各得其利的游戏规则,搞什么天下一统。纵然这大一统的秩序后来成为主流,但作为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主导这一过程的秦始皇仍然免不了后世儒家学人的千年责难。毕竟那样一种历经艰难教化和内部博弈才得以建立的同质性的秩序是那么的难得,大家在里边各得其所,温情脉脉的维持着自己的和他人的那一点或多或少的利益,你干吗要冒个尖,动大家的奶酪?

        孔夫子的学说不是为他那个时代准备的。纵然儒家学人一再指责那个毁灭六国的统一过程,但一个静态的、内向化的政治统一的天下终于还是成为儒家学说向国家伦理跃迁的关键。从秦以后,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运行规则的地位在两千年的时间内便不再受到挑战。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有些道理,在整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天下的确没有多少变化,那么,作为行之有效的社会运转之道的儒家伦理的地位为什么要变呢?即使有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存在,但中国社会依靠自己的内部协调机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化解了危机,无数次重归秩序之路,也无数次证明儒家伦理作为社会规则的有效性。

        我们的祖先如此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规则体系,他们对这套规则如此放心,在享受这个规则体系带来的繁荣稳定的同时,也为这套规则所代表的文明感到由衷的自豪乃至骄傲。但他们忘记了,这套规则体系始终是建立在一个静态的、局限的天下观的基础上的,而这个世界是动态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只是有我们,有中国人。于是,便有了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沉沦,便有了西方这个充满狼性,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狠角色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从此,一个新的天下便不再是我们自说自话就能决定的了。作为孔夫子学说基础的传统天下观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原本的一套规则体系也变得捉襟见肘,不仅不能给不得不于在新天下中生存的中华民族以有力支撑,反而处处掣肘,不抛弃都不行了。王道已矣,孔夫子当年还可以寄望于“乘桴浮于海”,但面对这个陌生而又无法回避的新天下,到哪里找那个“海”呢?既然我们无法独外于这个世界,既然霸道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规则,我们又如何置身事外?

        作为后来者,追溯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历史,在创痛之余,也不难感受到中华文明与新规则体系协调中的种种艰难与不甘。由“攘外必先安内”可以体味我们曾经的对于一个新世界的麻木以及对于中华民族面临的艰险处境的误判。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不难发现对致命挑战的迟钝,更不难发现“夷夏之辨”的魂牵梦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预设了中学和西学、体和用的分离,莫不是以为还存在一个与西方不相干的中国人的天下或世界?体用又如何能分得开?汪晖曾经讲过:西方内在于中国。我是赞成这种看法的。即便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也应当意识到:那个过去的天下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文明的主体性只能在新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这个新的现实世界中,有我们,也有西方,还有既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西方的其他群体。而由于西方文化总体上的强势,也由于我们的当代文化已经受到西方文化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我们就只能在将西方文明及其文明规则视为中华文明内在因子的前提下寻求中华文明的再次更新。

        中华五千年文明,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至今仍足令我们为之仰望太息,可是一旦败落,何以复兴之路如此艰难?在我个人看来,到底还是那个旧的天下挥之不去的缘故。转头看看那些拼命鼓噪的新儒家们,不禁好笑,更不禁叹息。大道不行固然可悲,但天下变了,道也终究要变的。而今也需要一个“道”,但此“道”非彼“道”也。

        一部近现代中国史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在温文尔雅中沉沦,又在奋力抗争中复生的故事。我们已经由贴心家园走入丛林,就不好不喝点狼奶,不好不正视一下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支配这个新世界的丛林法则。这是一个狼的世界,绵羊置身其中,没有点狼性恐怕是无法生存的。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作为当代的实践指导还存在什么致命缺陷,这种局限性非常大的天下观该算其中之一。儒家伦理可以为协调一个文明共同体内部利益建立游戏规则,却无法成为不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者。一个新的和谐世界?等“文明冲突论”彻底销声匿迹之后再说吧!

        待我们证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可置疑的生存权利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次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谐世界是美好的,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充满憧憬,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为这样一个世界建立一套可行的规则,毕竟我们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拥有过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但这都是将来的事情,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现行规则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起来,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望做什么规则制定者?

[ 本帖最后由 天地 于 2006-12-12 02:05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0 13:48:43 | 显示全部楼层
顶,gropius兄高手啊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0 14:03:06 | 显示全部楼层
miaoli2000兄过奖了。
发表于 2006-11-10 14:13:5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现行规则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起来,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望做什么规则制定者?
说得好,现在我们是要生存下去.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生存了五千年??????????
发表于 2006-11-10 14: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10 02:13 PM 发表
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现行规则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起来,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望做什么规则制定者?
说得好,现在我们是要生存下去.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生存了五千年??? ...

两个问题都好,精彩,PFPF
发表于 2006-11-10 14:21:17 | 显示全部楼层

欢迎gropius 兄

我最近正在思考和老CU的一个文章,你的文章来了,好,我好好读一读。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0 14: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10 02:13 PM 发表
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现行规则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起来,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望做什么规则制定者?
说得好,现在我们是要生存下去.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生存了五千年??? ...


一字之师兄,你在虚幻发的短信已经看到。里面提到的问题,可以讨论,但估计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里提的问题很好,其实我在前面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限于学力、精力,看来很难展开。希望你能发表高见。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0 02:32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0 14:3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谈中华文化的复兴]有一些想法,但还不成熟,也没有找到根本.
我现在时间和精力都不能放到这个上面,非常遗憾.
我最近在看儒家的发展史,研究一下.
发表于 2006-11-10 21:07:10 | 显示全部楼层
也是雄文,赞一下。


最后那个问题我看类似70年代末面对的问题,当时曾经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公因此脱颖而出。
然后又有惊世“猫论”,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最铿锵有力、通俗明白、又无比深刻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



我们从“什么都凭票、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年代走来,现在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生存的问题也许仍然存在,但不是主要问题。


==============================================================
中国历史上终年处于战乱的时间也不会少,那也是丛林法则说了算。


流寇,胜者为王、一统天下了,当然要讲社会秩序、仁义道德了。
此一时彼一时么。


========================================================
思考文明,就不能脱离生产生活方式。
考虑生产生活方式,就必须分析自然地理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因素。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0 09:27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0 22: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gropius 兄以文明同质性来作为旧天下观的成因个人看有待更多实证......

文明同质性这个概念放在今天静止来看或许是完美的,但回溯三千年就未必。然而考古专家可以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或许只能从方言或者一些文字这个既有传承又有变异的东西来考据。

如gropius 兄也认同秩序对统治的意义,那么秦统一文字,度量衡以及各阶层着装等等举措的必要性是否已经开始质疑否定了文明同质性呢?

从经济方面看,农耕国,农牧国,游牧国等等不尽相同,文明同质性更无从谈起。

从宗教信仰看,楚人的巫神信仰肯定比各国更要极端,否则已经是秦“旧天下”之后的楚人不可能因鱼肚子里掏出来的“大楚兴,陈胜王”而跟随项羽,直至看到蚂蚁垒字最终抛尸乌江边。

[ 本帖最后由 currency 于 2006-11-10 10:11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0 22:37: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新城 于 2006-11-10 09:07 PM 发表
也是雄文,赞一下。


最后那个问题我看类似70年代末面对的问题,当时曾经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公因此脱颖而出。
然后又有惊世“猫论”,即“不管 ...

新城兄,欢迎讨论,希望能展开来写,这样讨论起来也好有的放矢。

文明当然是内在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及与之相对应的文明成果。传统的宏大叙事关注整体的文明架构,所谓范式、硬核以及范式、硬核的递嬗规律便更加为人重视。当然,其中自然少不了对自然地理因素、技术沿革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的关注。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成见,我们会发现,曾经影响中国学界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和史学研究在这方面成果卓著。就我个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和史学研究最不令人满意之处在于:她基本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对经济决定作用得过多强调忽略了文明或文化自身建构的基本事实。换句话讲,我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波普尔的“世界3”模型,精神世界可以自我建构,即便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但至少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条件的影响也不总是决定性的。强烈的经济冲动可以很好地解释资本的历史,但未必能很好地解释资本尚未凸现时期的文明历史。经济是文明演化的动力,但未必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动力,否则便无从理解中华文明的漫长的近乎静态的历史:经济冲动仿佛消失了,即便事实上不存在制约经济模式更新的障碍,小农经济又有太多局限,这一切最终却没有妨碍我们的祖先对其甘之若饴,甚至不惜屡屡以打击资本来换取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其间的动力显然不可能来自经济本身——经济人不可能放弃对更舒适生活和更低生活成本的追求,最大的可能来源应该是与经济相对独立的文化自身。至于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似乎可以看作技术决定论的一家之言)虽然可以部分解释中华文明在面对现代世界中的失败和不适,却完全不能解释中华文明稳定的二千年历史,更不能解释小农经济的长期统治地位。既然缺乏“数目字管理”屡屡使中国社会陷入危机和困境,那么,我们的祖先曾经有两千年的时间,为什么不改变它呢?“数目字管理”毕竟只是一项管理技术,说不上有多大难度,也未见得需要多高的智慧才能发现和掌握,为什么并不愚笨的中国人就不行呢?虽然黄仁宇现在很红,我也承认:他的理论不乏创见与思想,但从他津津乐道的这个”数目字管理“理论来看,终究脱不开技术决定论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相比,在视野上反倒益显狭隘,思想深度上的差距也显而易见。

我对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直保持怀疑,当然这不等于否认经济和技术因素对文明历史的重大意义。在经济技术因素之外,似乎也必须承认文明体系自身作为文明兴衰的动力的地位。在这方面,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在宏大叙事之外,文化和历史的微观考察也很重要,作为一种视角和切入手段,经济、技术的研究或许在这个新兴的观察层面上会成为更加强大的武器。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0 11:58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0 22:57:5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urrency 于 2006-11-10 10:09 PM 发表
gropius 兄以文明同质性来作为旧天下观的成因个人看有待更多实证......

文明同质性这个概念放在今天静止来看或许是完美的,但回溯三千年就未必。然而考古专家可以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或许只能 ...


同质不同质是相对而言的,当表面上差异很大的文化共同体之间建立起强烈的相互认同,并共同奉行一套基本价值的时候,我们既可以将他们看作同质的。以先秦为例,秦文化和楚文化由于居于中华文明权的边缘,相对齐鲁文化、晋文化等典型的中原主流文化形态或许表现出相当大的异质性,但考虑到他们对“中国”的强烈认同,考虑到他们在“夷夏之辨”中对自己“华夏”身份的自觉选择与坚持,更考虑到其文化中的异质因子既不构成基本文化价值、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渴慕与认同,我们可以判断:他们与中原文化总体上还是同质性的。再以西方文明为例,所谓西方实际上是由若干形形色色、不乏差异的亚文化组成的,但这些差异和不同并为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西方”身份的认同,更不妨碍我们将它们作为相对同质性的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来加以观察和研究。只有在注意到这个基本的同质化的现实,文化学意义上的“西方”概念才得以成立。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0 11:00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0 23:22:31 | 显示全部楼层
巴尔特曾经说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与语言具有同构性。
由此引发了一个长期困扰我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这种同构性?经济动力论如何解释这种同构性?
发表于 2006-11-10 23:35:2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0 10:37 PM 发表

新城兄,欢迎讨论,希望能展开来写,这样讨论起来也好有的放矢。

文明当然是内在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及与之相对应的文明成果。传统的宏大叙事关注整体的文明架构 ...



gropius兄也是开智之人,这种讨论是非常过瘾的。


精神世界是可以独立构建的,完全赞同(本人也欣赏波普尔的洞见)。但很关键的是在于它是否能解决实在世界的具体问题。资本只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要素,股份公司出现、技术与资本结合,意义都非常重大。文明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基础确实是可以规划建设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短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经济不是文明的决定动力,经济是文明的土壤是基础,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文明。物流和信息流都被政府控制的前提下,经济人是无法由财力而得到权力,土地严格意义上属于皇家,有权力倒是可以容易转化为财力。欧洲文艺复兴首先是封建权力衰落,商业组织在远离封建权力中心的沿海地区发展壮大,甚至拥有军队,直至发动革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数目字管理”只是一种历史分野的标志,是技术因素的一种表象。


我在本坛文化帖中转帖了一篇国内学者对古代土地政策的历史回顾文章,可以看到土地政策对中国历史变故的决定性影响。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0 11:43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0 23:48:16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自己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扬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用终点来否定起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比较容易取得更多证据的对象就是金族或说满族。
发表于 2006-11-10 23:56:5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0 10:57 PM 发表


同质不同质是相对而言的,当表面上差异很大的文化共同体之间建立起强烈的相互认同,并共同奉行一套基本价值的时候,我们既可以将他们看作同质的。以先秦为例,秦文化和楚文化由于居于中华文明权的边缘,相对齐 ...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未来世界来讲中、西文化是同质的。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00:17:5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efeng 于 2006-11-10 11:56 PM 发表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未来世界来讲中、西文化是同质的。



也许,或许,可能。。。。

其实在正文中我已经隐含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的强烈自我中心主义色彩,再加上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两大强势(相对的)文明体系相互融合成功的先例,可以断言:即便融合是可能的,也一定是艰难的,而且,二者不会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主体性。从目前情况,也许中国可以在这里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虽然中华文明目前相对劣势,但这也恰恰使我们获得了融合的动力和意愿。也许,中华文明最顽强的生存机制正在重新启动,也许,我们可以寄望于佛教融化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再次重演?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00:24:59 | 显示全部楼层
currency兄,希望看到你更详细的表述。
仅就你留下的那几句话,我无从把握你的思路。
发表于 2006-11-11 03: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0:24 发表
currency兄,希望看到你更详细的表述。
仅就你留下的那几句话,我无从把握你的思路。

至少郭店楚简和云梦秦简等等之类上的文字所显示的“天下观”完全不一样,不知兄如何理解。
目前中国现在可以考证仅存八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考虑到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吞噬作用——这种现象目前在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倒推更早以前不同地区的人讲话和书写无论从文字造型还是遣词造句完全不相通/同呢?
因此我认为兄的文明同质观是逻辑推演的结论而不是开始。
同时我们也看到秦立朝之后废除分封制而建立郡邑制,汉初却又倒行逆施封了一大堆王。
无外乎秦用国家奴隶制战胜私有奴隶制而其后又被汉的封建制打败,经济动力论在此显得非常完美。
..................
从你回复gefeng的最后一个帖子看,你主要担忧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性带来的困难,跟几千年前的人一样,仅此而已。
只要一个普世化的价值体系为多数人接受这一天将肯定要到来的,如同民主概念——至少目前大多数统治者都不会排斥它,虽然阐述不尽相同。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07:05:37 | 显示全部楼层
currency兄:


匆匆写几句,文字上还来不及细细整理,可能有些言不及义,先凑合看看吧。



我所谓的天下观无非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建构,以有关世界的地理认知为表象,以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依归,最终显现为一个有关必须面对的世界的图式结构。这个“必须面对的世界”也可以定位成“利益相关的世界”。在现代之前的漫长世纪内,由于人类活动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限制,他们的利益相关世界一般都限定在一个相当局限的地理范围内,伴随活动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增长,不同共同体实践发生交叉的过程带动了利益相关世界的地理扩展,这个过程也是文化沟通与融合的过程。但这个扩展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和无极限的,当利益相关世界扩展到一个特定的地理阈限,活动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局限就会成为最大的瓶颈。当然,活动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限制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可如果已经建立的利益相关世界足够完成完成必要的社会循环,由于克服活动能力和控制能力局限的必要性消失,也就无从激发克服这种局限的冲动和意愿,那么,世界的扩展就会戛然而止。人们一方面很难踏出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也没有踏出这个世界的必要。满足这些条件,关于天下的概念就会长期限定在这个已知的利益相关的世界范围内。就中国文化史而言,周代之前的文化疆域概念显然是比较模糊的,“中国”人的“天下”还处于动态的和扩展的状态之下。已经掌握的疆域尚未达到农业社会的活动和控制能力的地理极限,而周边文化共同体也在交往过程中很大程度实现了与“中国”的文化同质化或准同质化,这为文化疆域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这种情况在周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华夏作为“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开始形成,“夷夏之辨”逐渐成为文化的自觉,中国的文化统一甚至获得了一个虽算不上强有力却不乏明确性的符号——周天子;另一方面,周代诸侯国的控制范围向西达到岐山,再往西就是沙漠戈壁了,向东直至大海,向北触及草原,基本都达到了农业社会在地理上难以逾越的极限,向南还有一些扩展余地,(事实上也成为后来文化疆域扩展的最主要方向,只是当时还处于百夷的控制下,而百夷与中原民族的文化融合才刚刚起步,所以,纵然地理上还未达到农业社会的极限,但对于当时而言,已经足以构成文化上的地理极限)由此,一个稳定的利益相关世界的构建初步成型。当孔子致力于创建儒家学说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决定了他的天下观。由于此后文化疆域的扩展总体上是有限和缓慢的,而儒家学说在不久后的汉代又迅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孔子的天下观在被适当修正后终于获得经典地位,成为此后“天下”阐释的标准版本。这种解释使华夏文明在关键的世界意识上获得巨大飞跃,但由于它的经典地位而变得不容置疑和挑战,从此成为华夏文明世界意识进一步扩展的障碍和桎梏。这样一种基本是亘古不变的天下观为人们提供的世界或天下当然是静态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其弊病显而易见,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它却与人们关于天下的经验高度吻合,作为社会实践的世界意识基础一再被证明有效。孔子之后的中华文明版图很快达到地理极限,周边文化共同体普遍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这为中华文明带来一个其它古代文明都难以获得的一个文明缓冲层,在保护中华文明面授古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的冲击的同时,也限制了中华文明版图的进一步扩展。(构成这个缓冲层的地区通常不利于农业生产,如西峡、契丹,或者能够进行农业生产却因为地理上的障碍而难以控制,如日本、朝鲜、越南)。中华文明是一种内向性非常突出的文明形态,这种特性首先是由利益相关世界的稳定坚实决定的,就像一个坚固的果核,外部要突破进来固安困难,内部要突破出去也同样艰难,不仅仅是地理极限的限制,原本基于这个地理极限形成的稳定天下观也构成改变内向性格的巨大障碍。外部影响也很重要,中华文明早早就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帝国实体,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周边根就不存在能在总体上(尤其文化上)对其构成挑战的力量。相反,这些本来可能构成挑战的地区反过来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外围缓冲层,他们敬仰着、拱卫着中华文明的中央地带,使原本就已萌发的“中华帝国”意识因获得强有力的外部合法性证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说近代对于中华文明意味着一切的改变,利益相关世界改变了,外部的缓冲层也随之分崩离析,从此不再有“中央帝国”,自我中心主义的静态的内向的“天下观”从此不再有现实世界经验的支持,只有随风而去了。



文化的同质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一步实现,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分歧。相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同质化无疑建立得更早也更彻底。虽然至今在中国国土范围内仍然存在多样态的文化,但主体文化的统一却在先秦时期已近乎实现,汉代以后则基本稳定下来,并逐渐覆盖了今天中国国土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域。由于汉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对于中华文明史的关键性影响,我的考察主要也基于对汉民族文化的考察,这在学理上也是讲得通的。



关于封建制、奴隶制的问题,你认为可以体现经济决定论,对此我不想完全否定,毕竟恩格斯发展的社会理论解释力还是很强的。但应该指出的是: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接受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主要是基于对西方历史的考察,从经验和理论的角度都不能不是有局限的。首先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一直就面临很多怀疑,也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摩尔根的理论或的评价未见得比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更高,更不用跟后来的结构主义社会学相比。而且,恩格斯的理论本身受到的质疑也一直很多,即便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采用恩格斯解释的学者也非常少,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的经典文本,这部著作中展示的历史观与恩格斯的解释明显存在分歧。其次,从经验角度,鉴于中西社会发展历程的巨大差异,即便在西方历史观察中被证明为有效的理论也无法保证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总体上看,恩格斯的社会史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理论,现代理论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和矢量时间观无一例外的出现在恩格斯的理论里,进步战胜反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断进化,这些话语充斥着恩格斯的社会史理论,而这些话语在解释军事独裁制的斯巴达战胜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制罗马被帝制罗马替代、低文明水平的哥特人最终导致高文明水平的罗马帝国毁灭等历史现象上并非不存在困难。如果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我怎么就看不出据说是封建制的中世纪比也据说是奴隶制的古罗马时代进步在哪儿呢?此外,仅就中国历史而言,恩格斯关于几个社会形态的分类方式在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对应时也存在很多困难,这方面近些年学术界的争论很多,莫衷一是中也不乏对恩格斯理论的不满意。比如我们一直说中国自汉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但这个所谓封建社会与恩格斯定义的那个西方中世纪的标准的封建社会无论在社会组织结构还是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是不是太大了些?



你关于我对文明同质化的态度的推断至少是不符合我的本意的,事实上,我从来不担心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如果说必要的中西融合是有益的,自然的发展动力已经足够,无需我在期间加油鼓噪。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差异当然是必需的。按照耗散结构理论的分析,相异系统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是避免热寂或平衡态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不担心同质化的艰难,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模糊,我担心这种在我看来必需的主体性的消失。以后有机会可以谈谈我对东方学的一些思考,或许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了。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7:17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1 07:35:0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efeng 于 2006-11-10 11:56 PM 发表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未来世界来讲中、西文化是同质的。


当我们发现外星人时,显然“地球文明”是同质的。

我也觉得“同质性”是结果而不应该是原因,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出来的结果之一,而不是起因。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分分合合,对同质性做出了贡献。......未来,多种文明最终归于同质:地球文明。只是其过程或血腥或暴力或和平。至于是哪种原生文明在未来的地球文明中居于主体地位,不是外星人关心的问题,也不是未来人类关心的问题,正如我们今天事实上未必知道黄帝战蚩尤之前中华文明的核心是谁。....... 当然,我们今天作为炎黄子孙,理应壮大自己的中华文明,使她在未来的地球文明中居主体地位。这是今时今日中国人该做的份内事。

gropius兄的观点,我有点疑问:会不会是根据结果倒推原因?...... 例如对于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孔子死后,帝王的统治需要使它成为“国学”:很明显是利益驱使下的利用。几乎可以说是断章取义、歪曲孔子本意的 (就如同一本圣经被西方不同的帝王解释出不同版本一样),而后世儒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统性和政权合法性,就自己解释“儒家”,自己解释“孔圣人”。孔子的圣人地位是这些后世儒人为了自己的仕途,造神运动造出来的。孔子自己都已经死了,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更不可能去为自己辩护,被迫成为“圣人”。.......而根据这些后世儒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注解的“儒家”“孔子”,就此判断孔夫子有罪,他的学说有罪,把中华文明最近百年来的失败都推倒他的身上,他是不是有点冤?

[ 本帖最后由 cadmus 于 2006-11-11 08:23 A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1 07:49:5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7:05 AM 发表
currency兄:


匆匆写几句,文字上还来不及细细整理,可能有些言不及义,先凑合看看吧。



我所谓的天下观无非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建构,以有关世界的地理认知为表象,以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依归,最终显 ...



西方科学走到社会和人的领域就出问题了,马恩、苏联的学者都卡壳了,不提也罢。
纳什的博弈论非常了不起,问题现实世界复杂多了,你不可能靠数学模型来制定国家战略。


当然,辨证唯物的观点(我们老祖宗也有),理性严谨的态度,我们是不能背离的。


====================================================
记得有个网络小说家的一句话很精彩,“中华文明内残外忍,西方文明内忍外残”。
虽不算严谨,但一针见血。
直接指出了主流社会(或统治阶级)获取利益的方式。


有些东西自然形成的。历史上合适,今天不合适了。怎么办?改,改不了,搞新的。都是时势迫人。


==================================================
大家辩着辩着,观点就趋同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1 08:13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15: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admus 于 2006-11-11 07:35 AM 发表


当我们发现外星人时,显然“地球文明”是同质的。

我也觉得“同质性”是结果而不应该是原因,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出来的结果之一,而不是起因。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分分合合,对同质性做出了贡献。......未来 ...


cadmus兄,欢迎参加讨论。一向很赞同你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希望能在这里也看到你的高见。
下面是针对你提出问题的答复,请指教。


1、被利用者必有可利用之处,利用者作为外因很重要,但也需要被利用者有可利用的素质。

儒家学说作为官方伦理不是权宜之计,很大程度上是孔子的原始儒家学说的特性决定的。孔子关心的正名定序雄辩地证明了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等级化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小农社会的秩序建构之拱上最关键的拱顶石,使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会组织结构获得深入人心的力量。这些是先秦百家的其他各家所无法提供的。

道德问题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问题,也是儒家最高明之处。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对道德问题的特殊关注表现出它超越先秦诸子百家的问题视野。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小农属性决定了它自始至终主要是通过自治来实现秩序的,政府力量由于成本和控制力的问题实际一直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为这样一个社会提供治理的保证,与其从法律入手(法律在得不到国家强力的有效保证的情况下无法发挥有效作用),莫如使一种相称的道德规范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规范。我注意到,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总体上是法律建设最少,而道德建设却异常的发达,这不能不看作自觉与社会属性相协调的自然结果。法家曾经在先秦之末甚嚣尘上,为何只经有秦一代便销声匿迹?依法治国的政治思路最终在法家手里完成了向严刑峻法的恶性循环,与一个首先需要怀柔和自制的社会的不和谐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直接导致大秦帝国的昙花一现,也使注重法制的政治思路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始终无法洗脱污名。而看上去并不突出的儒家反倒一跃成为国家伦理?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恰恰是儒家在问题视野上与小农社会核心问题的契合造成它被选择的必然性。

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模式其实是一种非常精致的道德体系设计,从家庭到社会,从权利到义务,长幼尊卑,这些社会构成的关键问题它都关注到了,而且给出了一整套后来被证明为长期有效的设计方案。与道家相比,儒家对现实的强烈介入态度决定了它被选择为官方伦理资格。与墨家相比,儒家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兼备和平衡,并努力使之与现实的社会属性相和谐,而墨家的“兼爱非攻”,过于早熟的和平主义和朴素自由主义显然不是那个时代能够消受的,而且未免过于注重民众的权利和针对上位者的权力抑制,又在从民众到上位者的义务问题上语焉不详,这样的一种学说如何承担官方哲学的职责呢?

基于这些思考,我认为:儒家成为国家伦理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少数统治者予取予多加以利用的结果。事实是,在中华文明需要一种支撑文化和政治统一的基本伦理系统的那一刻,在并非无所选择的局面下,儒家被选择了,而且也只有儒家可以被选择。而在儒家被选择之前,文化和政治的统一或同质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只是还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学说的支持而已。儒家的被选择是因为与这种文化和政治统一的事实和长期稳定的需要相吻合,它加强了文化和政治的统一,并使之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力量,但它没有创造文化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及其需要,因为甚至在儒家学说诞生之前,这个事实和需要已经存在,或至少部分存在在那里。时势造英雄,孔子就是这个时势造就的英雄。时势造就了他和儒家,而不是少数统治者的统治需要造就了他和儒家。这就是我思考的逻辑,有倒果为因吗?至少我是看不出来。

2、利用和被利用往往是相互的。儒家学说被利用的一面是有的,而且为了被更好利用,后来的新儒家还曾不断修改儒家学说的解释。但也应当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儒家学说也利用了统治者,以此上升为国家伦理,并事实上以帝王与士人的共治结构出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何种体制在约束人民和士人的同时,也同时对皇权形成有效制约。表面上皇权至高无上,但一旦帝王被士人抛弃,皇权也就无法维系了。这方面可以参照王莽的例子,也可以参照东晋、南北朝的例子。明清皇权有所加强,但也没能完全摆脱士人的制约。士人作为儒家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中长期扮演了帝王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和缓冲器,以民意制约帝王,也借皇权管制人民,其角色定位不仅不被动,反倒上下通达,从容自如的很。表面上儒家只是被动的实现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实质上却是找到了干预现实世界的最佳切入点,是儒家学说而不是帝王成为中华文明史中的永恒主角。

由于儒家学说对皇权构成事实上的制约,就难免有皇帝感觉不自在。所以,历史上不喜欢儒家的皇帝也决不罕见。在儒家的圣人中,孟子显然更容易为古代帝王所厌弃,因为孟子的思想中有更清晰的原始形态的民主观念。朱元璋做皇帝后,补习功课时对孟子的反应可称愤恨已极,但到底还是不得不继续把孟子作为亚圣继续供奉在文化的神坛上。纵然至高无上,朱元璋还是体味了一下无可奈何的乏力感。

帝王必须依靠体制进行统治,因而也必须尊重体制,虽然地位至高无上,也不能摆脱体制的约束为所欲为,一些臣下利用体制的力量也有很多反制至尊皇权的机会。在这方面,海瑞可谓代表。孔孟之道这种体制的最中心部分,它给帝王提供统治基础,但也同时从道德层面对帝王形成强烈约束。所以在帝王与孔孟之道的关系上,不能认为就是帝王单纯利用孔孟。

3、从外星人的角度?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意义。

不过,我好像已经有一个回答:文化的同质与否是相对的,从外星人的角度,整个地球文明的同质度无疑高得很,再怎么说,地球人彼此之间的相似度也不会比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相似度更低。

当然,在证明外星人存在,更进而在外星人对我们的生活构成重要影响之前,似乎还是在这个小小小的地球内部构造我们的“天下观”、衡量文明的同质度更符合我们的经验和现实需要。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3:13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1 18:01:4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3:10 PM 发表


cadmus兄,欢迎参加讨论。一向很赞同你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希望能在这里也看到你的高见。
下面是针对你提出问题的答复,请指教。


1、被利用者必有可利用之处,利用者作为外因很重要,但也需要被利用 ...



1、2这两段论述,绝对到位。精彩,击节赞叹。建议兰萧兄来来看一下。


第2段吴思说了现象,你说了原因。呵呵,好。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1 06:03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19:46:3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城兄谬奖。
个人对吴思的很多政治观点不敢苟同,对他的历史思想也谈不上多么熟悉,不过,人家到底是名家,比我说得好。
关于吴思的思想,新城兄可以多谈谈。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1 19:55: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最近的几个帖子实际也是试图回答一字之师兄提出的那个问题,虽然还却如深入整理,但基本可以反映我的思路。请一字之师兄指正。
发表于 2006-11-11 19:55:28 | 显示全部楼层

正在琢磨gropius兄的观点

原帖由 新城 于 2006-11-11 06:01 PM 发表



1、2这两段论述,绝对到位。精彩,击节赞叹。建议兰萧兄来来看一下。


第2段吴思说了现象,你说了原因。呵呵,好。
是不错,这个观点我似乎在那地方也见过,但像gropius兄这种在短短的篇幅里说得这么清晰,富有哲理,我还真作不到。同哲学有缘的人说话富有哲理气息。哈哈。我自幸尚有识人之明,给大家又请了一个高才。

[ 本帖最后由 兰萧336 于 2006-11-11 08:12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2 03:3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cadmus 于 2006-11-11 07:35 AM 发表


当我们发现外星人时,显然“地球文明”是同质的。

我也觉得“同质性”是结果而不应该是原因,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出来的结果之一,而不是起因。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分分合合,对同质性做出了贡献。......未来 ...

      我说的是时间,你说的是空间,并没有矛盾啊!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未来文化如何发展才有意义,而且我也认为“大统”是肯定的,各类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相互促进--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我只是觉得gropius兄有点因为现实而刻意淡化从前文化的不同性,但大的方向没有不同。

    关于儒学,csdmus和gropius两位老兄谈得很多,也想谈两句:
    个人认为,实际上儒学的发展就是后世儒人在孔子思想上的演绎,古为今用的典范(所谓“古文”与“今文”之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程朱理学之后达到了顶峰,我们今天所扬弃的东西很多并不是孔子的真正思想(也就是cadmus说的歪曲),比方:孔子说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程朱的嘴里就成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最早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了,已经毫无义、忠和礼的原味了。个人一直在想为什么儒学在宋、明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或说变了味),可能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一个是面临四面强国的威胁,又不思进取,一个是从夷族手中刚刚“恢复”了礼、乐,而且这个时期又正是中国产生“资本”的时候,这也就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正式把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和《中庸》单列,而且拔得那么高了,我们现在讲是“与时俱进”(或更正确的说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已)啊。
    从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路下来儒学思想已经深植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了,时代的发展既为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先进文化复兴”怎么走,我们不妨看看我们对“儒学”的“取”与“舍”以及如何与外来文化“对抗”和“包融”,也许这就是未来“全球化”的根基?
发表于 2006-11-12 06:03:5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7:05 发表
currency兄:


匆匆写几句,文字上还来不及细细整理,可能有些言不及义,先凑合看看吧。


我所谓的天下观无非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建构,以有关世界的地理认知为表象,以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依归,最终显 ...

如果仅仅按地理和文化来建构“天下”,我们不妨尝试着认为是一种古典观念。在兄的论述中能力因素已经成为评估扩张/扩张成果的要件,但不知经济因素是否还在兄考虑的能力范围内?
周天子概念以及其他我认为还值得商榷,出土文物记载和传世文献记载的商周战争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惨烈VS溃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这场战争实际上是部族冲突而周不过是其中一方的盟主而已并非统治与反统治的正义邪恶之战呢?同时周800多年的存续期(为兄的“夷夏之辨”提供足够的播出时间)不值得我们考虑吗?
经济动力论争拗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观念上的差别。
牛顿挨一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并不否认万有引力现象不仅存在于苹果与地球之间。即使经济动力论被兄局限于恩格斯所研究有限样本得出的结论,亦未必不具备某种普适性,否则兄的理论体系又如何自证其存在价值呢?值得一提的是兄的经济动力论实际上是偏解为经济制度动力论。
国家奴隶制肯定比私有奴隶制先进,至少对于奴隶这个构成社会总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数量保证上要优越得多。而封建制把人束缚在土地这个经济要素上肯定比束缚在拥有者的主观意志上更能保证经济系统的稳定。兄认为古罗马不比中世纪差,但不知这个差的标准如何给定?
秦跟罗马帝国有一个相似性——土地国有化,这对于需要频繁战争的国家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国家需要集中能够集中的资源来应对战争需要。[“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 甘茂列传)甘罗因出使有功而获得赏赐,但赏赐物是他爷爷的财产,这说明土地宅院的产权和使用权皆无可继承性。]然而当战争消失或者以战养战的条件不具备时(成年男性消耗过大,地理限制,敌人或无战争价值),休养生息就成为必然。汉的分封与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典》规定的采邑制就自然出现。

[ 本帖最后由 currency 于 2006-11-12 07:19 A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3 12: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兰萧336兄,请多点点问题,我可是来学习的。
  
gefeng兄、currency兄:
这几天事情多,容我稍后答复。
发表于 2006-11-13 12:2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3 12:17 PM 发表
兰萧336兄,请多点点问题,我可是来学习的。
  
gefeng兄、currency兄:
这几天事情多,容我稍后答复。
老兄,这可不敢。我这些日子忙着教改讨论了。你的文章没能答复,回老CU的文章在那悬着。咳咳,慢待了。我下来看吧。您给我们谈谈西方哲学如何。随便谈。哈哈。
发表于 2006-11-13 15:23:3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1 03:10 PM 发表


cadmus兄,欢迎参加讨论。一向很赞同你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希望能在这里也看到你的高见。
下面是针对你提出问题的答复,请指教。


1、被利用者必有可利用之处,利用者作为外因很重要,但也需要被利用 ...


gropius兄1,2点的论述,我亦认同。是其中一个分析的方向。

儒家是被帝王挑中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帮助构建符合帝王利益的社会框架,如果没有利用的价值,或者说无助于帝王的这个需要,那么显然不可能被挑中,墨家就是被帝王扔墙角去了。同样,欧洲人挑来选去,挑中了犹太人的《圣经》,开始了他们的宗教社会的构建。

所以,gropius兄1,2点的论述均没有问题。

我注意的是,帝王、士大夫在利用过程中,对孔子本意的曲解和延伸。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很多话语的隐含前提,是和他的时代以及背景相符合的。但是却未必与他后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相符合的。

例如,《论语·阳货》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后世的帝王、士大夫,都说这是“孔圣人”亲口说的:女人和小人一样难养,难伺候。可是我却怀疑得很。《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的孔子语录,多定言语句,是经验的总结,而非理性的逻辑的陈述,无推论过程,又省略了语言环境,把特定条件下的话一般化,被赋予普遍意义,结果后人望文生义,各取所需,或以己度人地加以解释、引用。比如,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子罕》和《卫灵公》重复出现。据《史记·孔子世家》载,这句话是在子见南子后说的。写的很生动,卫灵公的宠妾南子不以得见孔子为满足,还要公开炫耀,以抬高自己的身望。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从而可以断定这句话的语言环境。但“子见南子”其事却又记在《雍也》章。那么推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很可能也是在这件事之后讲的。皆有所指:“女子”即南子,“小人”指好色的卫灵公,“难养”是针对二人讲的:都难以相处和教养。而孔子当时,并非圣人,他不可能公开得罪权贵,即使换成你我,面对这种现实情况,说的话也只能使用“特定代词”,难道你我敢说:这君王和这个宠妾真是难伺候?!孔子还得为自身安危着想一下吧?他那时还不是圣人,只是一个也要吃饭的普通人。....... 结果后世根本不管这么多,一口咬定孔圣人说过女人坏话。

孔子的言语中,确实有些是不符合今天的环境,甚至当时的环境就不符合。可是孔子并没有要成为圣人,他只不过想拓展自己的学说,传播自己的抱负罢了。是后世儒人为了自己的仕途配合皇帝把他拱上了圣人的地位。为了完善统治的需要,自行延伸和扩展孔子的思想。孔子死了,也只能任由他们摆布了。

近的就说虚幻这次教育问题起的纠纷。我本就是一个普通人,连“学识”二字都说不上有。不过说了几篇文章大家有了共鸣,结果不知道怎么滴就成为了“大侠”。我一直理解“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收费”。因此在特定的回帖中,针对高等教育收费表达了支持意见,结果,被人臭骂不止,我觉得纳闷了,国家明确认同的高等教育收费怎么就错了?然后,就争论,结果争着争着,才搞明白,我和别人脑袋里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内涵和外延根本就不一样。真是鸡和鸭吵。...... 还好我还活着,可以为自己辩护。如果不巧我刚写完那篇最初起争议的文章,就被车撞死了。那支持和反对我的人,都可以肆意取用我的句子,套上他们自己的内涵和外延,拿着“大侠曾经说”作为枪头,想捅谁就捅谁了。...... 这和孔夫子的遭遇多少有点点相似?(一不小心,还把我自己和孔圣人并列了,罪过罪过,我可没有攀比搏出名的意思啊

孔子不是圣人,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打倒后世儒人自己解释的儒家而首先打倒其源头:孔子。造神运动的人把孔子造成了圣人,反对派就从打倒孔子的圣人地位开始了他们的反对生涯。...... 孔子何其冤?

今天西方世界普遍流传的圣经的解释,早就不是犹太人自己犹太教的解释了。犹太人在西方流浪上千年年,就是坚持自己的犹太教方式来解释圣经,不认同西方各国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耶稣教等等的圣经解释(他们之间也互不认同)。.......圣经就是那一本啊!连字都一模一样啊!上帝说的同一句话,竟然有7,8种根本相反的解释。

罪恶的是后人,是利用先贤的后人。先贤冤枉乎?

说道外星人,我曾和朋友说,要想世界和平,行,等到地球人发现外星人时,地球人就有可能和平了。呵~~,我是在这个观点上延伸出外星人眼里地球文明是同质的。

[ 本帖最后由 cadmus 于 2006-11-13 03:34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3 17: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家思想的发展特点我认为有两个:
1,迎合封建统治者皇帝的想法.
2.兼采各家之长,在发展过程中其融合了诸子百家的长处,也融合了佛家等其它外来文明的长处.
在下面我转来两篇文章.
对上面两个特点我的评论: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皇帝的统治,当汉武帝独尊儒家时,其必然对先进的生产力加以限制.把重农抑商融入儒家.其具体表现为:儒家文化重文章、轻技艺、轻商贸。

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左右,它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儒家宣传“万般皆下品思想,唯有读书高”,但它所宣扬的书是四书五经,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国有许多古话,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所以有聪明才学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长为荣,那些不钻研做官技术而钻研科技技术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荣誉,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

那些有文化的人无不沉迷于士大夫阶层所讲求的风流文雅,把时间花在风花雪月,吹拉弹唱,弹琴下棋,饮酒赋诗上。他们追求的是儒家所谓自己高尚的精神境界,才不会想到如何用自己的学问去帮助泥腿子们生产劳动。政府也对技术改进和发明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不在这些方面有所鼓励。
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也加重了这方面的作用.
   
     这样,儒家自汉以来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就更成文化和生产力的禁锢.明代朱元璋采取闭关政策 ,就是朱元璋认为应用土地将农民束缚住 不产生流民 也就没有农民起义 而自己的政权将日益巩固 这个观点影响了他以后的国策 (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一个例外)清朝也继承了这一国策----闭关锁国 .而名间女人的小脚也是为这一政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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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发展史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 本帖最后由 一字之师 于 2006-11-13 05:07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3 17:04:39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封建统治的治国模式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3 18:54:56 | 显示全部楼层
cadmus兄:
思想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解释过程,而解释必然导致意义的迁移。不断的解释使文本可以脱离纯粹的考古学意义,也使文本能够与现实相契合,从而作为活的文本继续干预现实。一个思想文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意义就处于不断的迁移中,这是文本的命运,也是一种常规机制,没有必要为之愤愤不平。
孔子的表述本身就是含蓄内联的,这样的思想文本客观上更有利于后人在阐释中充分施展解构、异延乃至误读的本领,当然,也免不了有些打着孔孟旗号的人在里边贩卖私货。只要看到极尽严谨清晰之能事的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仍不得不面临的众说纷纭的局面,孔子学说的命运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孔子要不要为后世儒家的负面效应承担责任呢?我认为,是应该承担一部分的。孔子自己就主张“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一直遵奉的圣人,让孔子承担一点历史责任,就算用孔子自己的逻辑,也是讲得通的。
进一步解读这句话,我认为,孔子也是准备为他创始的学说的后果承担责任的,慷慨悲歌、勇于担当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风习,哪像今天的专家学者这般猥琐怯懦,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当然,我不认为孔子会了解文本的深层迁移机制(古人思维还没有这么复杂(或许是后人太狡猾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文本迁移的经验和样本可以考察),也很难料到儒家学说会给演绎成那个样子。所以,让孔子为儒家学说的左右历史后果负责,那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了。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3 07:12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3 18:59:4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兰萧336 于 2006-11-13 12:26 PM 发表
老兄,这可不敢。我这些日子忙着教改讨论了。你的文章没能答复,回老CU的文章在那悬着。咳咳,慢待了。我下来看吧。您给我们谈谈西方哲学如何。随便谈。哈哈。


您出的题目太大,难度也太大,随便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扯扯问题不大,但又怕人骂我胡说八道,所以还是容我先认真做做功课,等到把握大些的时候,再来受教于各位如何?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3 07:17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3 19:14: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字之师兄讲得不错,请继续。
发表于 2006-11-13 22: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gropius 于 2006-11-13 06:59 PM 发表


您出的题目太大,难度也太大,随便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扯扯问题不大,但又怕人骂我胡说八道,所以还是容我先认真做做功课,等到把握大些的时候,再来受教于各位如何?



你可以先开个帖子聊聊波普尔。我最近在边学习边批判他的“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本专著是一个相当深入的研究。(比马的研究更深入)


我思考的关于知识体系的课题--“知识的进化”,跟他的世界3很想象,但还是有很大区别。
首先,我要放弃关于进化的思想,我觉得这样说有些片面,知识体系的进步好象跟进化过程区别较大(还在思考),课题先改为“知识的增长”。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3 10:02 PM 编辑 ]
发表于 2006-11-13 22: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传统文化,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把握她的来龙去脉。


去掉先天的神圣的光环,了解她随时代变化的历程,了解相应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现实意义自然就比较清晰了,现代化的切入点也就找到了。


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指的是社会组织、经济单元的三个层面“家、国、天下”。如今,市场经济发达,各类商业企业是我国古代基本没有的社会组织中间层级。

[ 本帖最后由 新城 于 2006-11-13 10:17 PM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4 00:2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新城 于 2006-11-13 10:00 PM 发表



你可以先开个帖子聊聊波普尔。我最近在边学习边批判他的“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本专著是一个相当深入的研究。(比马的研究更深入)


我思考的关于知识体系的课题- ...




新城兄的题目难度也不小,其实我对波普尔的理解水平也就一三脚猫。当年曾经下过一点功夫,对他的证伪理论和“世界3”理论最感兴趣,也颇有些赞同。至于他就猜想与反驳、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分析,就只能部分表示赞成,总感觉他将方法限定得太死了,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者还不存在太多问题,但推及其它知识领域,就不是一般的偏执。



波普尔的一生称得上“战斗的一生”,与逻辑实证主义斗,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斗,与社会主义斗,与马克思主义斗,斗争和论辩贯穿了他整个漫长的生命历程。表面上看,波普尔总是雄辩的,辩才之犀利、洞见之深刻常使人有叹为观止之感。但细细思索的时候,却会发现,这样一个辩才无碍的大家竟然经常陷入一些难以扯清的逻辑困境之中。譬如他最得意的证伪理论,原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检验标准的,他坚称科学理论的判定标准唯有“证伪”,而所谓证实标准只能为伪科学提供庇护。而这个证伪理论也就从此成为他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解释力强大无比,却无法证伪。我们且不必深入考究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分分合合、是非恩怨,也不必关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何以形成,只需要构造一个最简单的三段论(三段论属于典型的演绎逻辑,而波普尔对演绎法作为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并无异议)就足以打击波普尔无与伦比的理论自信:如果所有科学理论都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而波普尔又坚信他的证伪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那么,证伪理论本身如何被证伪呢?虽然我们不不必因此而否认波普尔证伪理论的价值,但这种逻辑困境仍然不得不使人怀疑它的普遍有效性。相比之下,几乎被波普尔打入伪科学领域的证实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至少还不至于有这样明显的逻辑漏洞。进一步联想到波普尔与库恩之间那段著名的关于科学革命的公案:库恩认为科学探索活动的常态是在范式框架内进行的,只有一种范式遭遇不可解决的危机的时候才会引发科学革命,因而判定科学革命是非常态的,而波普尔则否认范式的存在,并以此认为为有科学革命才是科学研究的常态,而库恩宣称的范式支配下的稳定期是不正常的。他显然认为库恩是在为科学上的保守主义辩护。而且库恩的理论明显触动了他的证伪理论的现实基础:证伪对于一个全新的科学理论可能是必需的,但普通的科学研究却可以仅仅满足于证实,因为范式为研究提供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这使波普尔怒不可遏。我估计波普尔是不会喜欢毛泽东的,但他的这个科学革命常态理论又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何其相似乃尔。我对波普尔尤其毛泽东是怀有敬意的,但我的有限常识却足以告诫我:革命,这样一种重大的危机解决机制,怎么可能成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在头天晚上睡下的时候建立起一个秩序,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再马上推翻它?说到底,这种观念固然有令人肃然起敬之处,却终究只能算作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而且,如果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至少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波普尔的理想主义却是三心二意和人格分裂的——波普尔在政治哲学上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论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波普尔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在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同科学哲学上的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之间的逻辑冲突。莫不是他以为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可以完全分离,乃至在逻辑上不需要进行协调?



从各种角度判断,波普尔更像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家(虽然他也批判形而上学),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典型的古典哲学问题,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波普尔显然在这些问题上的兴趣太大了些,表现很多,但主要反映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常激情和批判(攻击?)上,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马克思从方法上解构了形而上学,但并未抛弃形而上学的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而波普尔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攻击?)中实际也完成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建构。由于对古典问题的特殊关注,波普尔多少脱离了时代主流,以致其理论影响很难超出一般科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在知识增长问题上的影响竟远不及后来的历史主义学派乃至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



此外,我对波普尔就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所谓开放社会的论述很难苟同,不是说他不能展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不是说他的思想中无有可取之处,关键在于他对社会的设想竟然是前现代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结构的必要更新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在思想界是如此孤立,竟然只剩下一个臭名昭著的哈耶克可以同病相怜,相互称引了。虽然后来两人都获得某种程度的“翻案”,甚至被某些人奉为“先知先觉”,但还是不能掩饰其学说中存在的关键的语境错位问题。他的目光的确穿越了时空,但却指向了过去。在今天这样一个“探索未来”的努力遭受挫折,保守主义全面回潮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保守思路能得到高度称赏原本就不值得惊奇,真正令人担心的是: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过去中寻求未来吗?饱受波普尔批评的乌托邦似乎已经成为茫茫大漠中的死国楼兰,但它的死去又何尝不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悲哀?



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却无论如何无法赞同波普尔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至少提出了一系列好的现代问题、一整套值得尝试的使社会变得更公平美好的设计方案,而且,实际正是马克思的深刻批评帮助挽救了资本主义的败亡命运。那么,波普尔作了些什么?



如果这个世界上仅有马克思和波普尔两位哲学家可以选择,我愿学阿尔都赛,去写作另一部《保卫马克思》。

[ 本帖最后由 gropius 于 2006-11-14 05:35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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