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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沦为盗贼世界——民国元年的广东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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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5:3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龙在海角 于 2013-12-16 03:39 PM 编辑

1912年(民国元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年,凡是朝代更替,不可避免的都要出现一些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新政权刚刚成立,旧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在一些新政权力量较薄弱的地区,自然会发生新、旧两股势力的争斗,由此也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不过在民国元年,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历数全国各省,社会治安最混乱的省份,不是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也不是革命力量薄弱的省份,而是与外国通商便利、经济开放、并且政权完全由同盟会掌握的广东省。

因为广东与外国有通商便利、经济开放、并且是同盟会执政,因此全国各地都普遍关注广东的动向。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也信心十足,多次宣称要建设广东“模范省”。

然而,辛亥革命的高潮来得快,退潮更快。到了1912年春天,广东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很多商人在报纸上抱怨说:“广东自九月迄今止四阅月耳,不特未见治安,而民生日用,米珠薪桂,亘古未闻;良由四乡多盗,闭绝交通。即省城内地抢劫案,据报纸所载,日凡十余起。居然一盗贼世界!致使行者居者常有戒心,商务凋零,银根奇困,乱机隐伏,如箭)在弦!”1912年5月,胡汉民在给临时省议会的咨文中也承认“粤自光复以来,赌盗会斗,为祸日烈”。

胡汉民在议会咨文中所说的“赌盗会斗”,在清朝后期已经出现,但进入民国以后,“赌盗会斗”问题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赌,主要指营业性的赌场和私营的彩票,也包括民间的赌博(如麻雀牌)。清末广东赌博成风,每年政府抽收的“赌饷”达数百万元。后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曾决定自宣统三年三月初一(1911年3月30日)起在广东禁赌。虽说禁赌的实际效果有限,但赌风毕竟有所收敛。广东脱离清廷独立后,“纲纪大弛,私赌林立”。“各县各乡,赌风猖獗异常”。甚至在广州,“城厢内外,贩卖赌具店铺随处林立”。在广州郊区更是“烟赌林立”,“赌匪”公然持枪保护赌场。

    盗,主要指从事掳掠勒索的强盗团伙。“吾粤以多盗为诸行省冠,近月以来,盗风尤肆”;“粤省盗风,甲于他省,自昔已然,反正后而尤甚”。这类说法,常见于报端。在1913年,一些议员、商人甚至激愤地说:“广东盗风,甲于全球。”“粤盗如鲫,寰球所无。”对于全省的盗贼数量,《民生日报》的一则评论说:“吾闻顺德清乡,稽查匪籍,几乎无乡不有匪,或且数十,或且数百。一邑如是,他邑亦可以推求矣!若总全粤计之,吾恐白起长平坑卒之数,始堪比拟!”

会,主要指三合会等秘密结社。广东本来就是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传播最早的省份之一。同盟会在反清斗争中也极力借助会党的力量。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的垮台使会党有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正如时人所评论:“反正之初,秩序零替,三合三点等会,到处皆然,久屈得伸,其势莫遏。”当时在广东被禁止的秘密会社还有扶正同盟会、洪门救世军、百二友、百五友、八卦会、剑仔会等等。

斗,主要指宗族、家族间的大规模械斗。“粤省械斗,甲于他省,反正后此风尤甚”。不少械斗规模大、时间长、伤亡损失惨重。1912年春佛冈县的大械斗,持续4个月,“焚乡村逾百,伤亡数千人” 同年5月花县三华店乡与毕村大械斗,“伤亡甚众”,致使火车不敢北行。广东军政府派兵七百前往弹压,收缴了双方枪械数千支。1913年春夏间南海县官窑文岗谢、谭两姓械斗,“谢姓焚屋五百余间,谭姓六百余间”。同年夏,新会县叶、陈、阮、戴、苏五姓家族与林姓家族大械斗,“奸淫掳掠,焚屋杀人,凶暴情形,几于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在广州城郊,也是“一乡之斗未熄,而他乡之斗又起”。

“赌盗会斗”四大害是互相关联的。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广东军政府的禁赌告示指出:“赌博为制造盗贼之场。”包庇、经营赌业的多为土豪劣绅。宗族械斗滋长了藐视法纪、残忍凶暴的习气,且使双方打斗的乡民易得到军火。此外,械斗的一方或双方常请盗贼“帮斗”,盗贼则“借帮斗而肆行劫掠”。因此,“曾经械斗之乡,盗贼必因而滋盛”。总体来看,“赌盗会斗”四害中,危害最大的当然是“盗”害。

在1912—1913年,盗贼多、治安乱并不是广东独有的现象。但毫无疑问,当时人们评论的“广东盗风,甲于全球”也绝不是虚言夸大。之所以造成“粤盗如鲫,寰球所无”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打破了乡村中旧的统治秩序,却没有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在清朝统治时期,乡村地主士绅把持的民团、公局及宗族势力,与官府联成一气,是维护清政府在乡村统治秩序的基本力量。如顺德县罗、龙、李三姓绅士掌管的“青云文社”拥有不少产业,支付县内一些炮台和团练的费用。江尾等乡的豪绅还订立了联防章程,详细地规定了防御、缉捕、赏赉、医恤、惩罚、联保、拨款的办法。但在黄花岗起义与辛亥革命后,乡村封建士绅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有人认为,“从前正绅,既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自以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于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灭净尽。……此地方之不静,固所由来”。广东军政府为了打击豪绅的势力,对清朝维持封建秩序的机关也作了一些裁撤。二次革命失败后,广州总商会向龙济光条陈清乡办法,谈到广东盗匪猖獗的近因时便指责同盟会执政时“将原有之乡团局、水军船只、汛防武弁、缉捕行营,凡寄耳目以为保良攻匪之机关,尽行裁撤,以致匪踪出没,无所稽查,故匪胆越张,益无畏惧”。本来,乡村的封建士绅势力受到打击处于瘫痪状态,对
革命来说应该是好事。但问题是广东军政府没有能力在乡村建立一套新的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旧的乡村治安机构被裁撤了,新的却没有建立。于是,一些地方的乡村便成了会党、绿林自由活动的天地。

第二、广东脱离清廷独立后,实业经济衰退,众多的贫民沦为盗贼。1912年7月,邹鲁致函广州总商会论纸币低折的原因时谈到,广东的商业自上一年“三·二九”起义以后一再受挫,形成了“士辍学,农失地,工废业,商闭市,物产之来源日少,货物之出口日稀”的局面。当时广州报纸刊出的《广州商业之近况》、《羊城市面之悲观》对各行商业衰落的情况有很具体的描述。记者悲叹:“市面情形,较昔日倍加冷淡。不意繁盛之市面,竟形此萧条气象。生计之难,可见一斑”一方面,劳苦大众失业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粮食和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米价腾贵,为历年所未闻,凡属贫户,生计困难,不堪言状”。广州总商会的一封公函认为,米价持续上涨,“实与连年灾荒无异,盗贼充斥,未尝不少由于此”。《民生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吾粤频年水患,生产机关停滞,故贫苦之民,向以劳动为职业者,今并此职业无之。于是贫者愈贫,苦者愈苦,不能不铤而走险,此盗贼所以愈多也。”在广州,“无业游民流而为匪者甚众”。在珠江三角洲,“匪分两派,一掳人及收行水者,半是前时巨盗,;一截抢及小偷者,系失业农民与业赌者所变,如毛如鲫”。1912年夏,广东东、西、北三江大水,“嗣因水潦为灾,一时饥民与盗贼乘军队疏防之际,挟出抢掠”。在北江,“民穷饷匮,强壮者多流为盗匪,老弱者悉转于沟壑”。


第三、大量枪械流落民间,也是广东盗匪众多的一个原因。胡汉民说过:“粤盗滋炽,皆由枪械不能清查,辗转流入匪手。”当时,各省军队都可通过洋行订购大宗军火,还有不少军火通过走私运入广东。一支新枪的价值数十元到百余元不等。这是械斗的宗族、自卫的商团和职业盗匪出得起的价格。广东民间私藏军火的数量极多。前面提到的花县毕、徐两姓械斗,军队收缴了数千支枪。南海麻奢乡的土豪陈鹭亭,“私购步枪百余枝,机关枪二枝”。在顺德什版乡清乡的官兵,突击搜查看戏的观众,“当场搜出短枪数十”。宗族、乡团的军火,极易落在绿林好汉手中。广东军政府陆军司的一个通告曾指出:“现查各乡团竞有将枪枝暗助械斗及济匪等事。”在反清斗争中,同盟会也曾向广东的会党、绿林提供过枪械。所以,“枪械精利”成为当时广东盗匪的一个特点。有的绿林队伍还拥有机枪、轮船。1912年7月东莞吴皮
泰匪帮在道浯河道伏击前来围剿的警卫军,“用机枪猛射,子弹如雨,……军士毙伤无数”。一伙绿林好汉开着小火轮,“在新会、顺德河面打劫商船”,与海军巡逻队的舰船“战三时之久”。


第四、1912~1913年广东严重的匪患还与“扶正同盟会”的活动有关。这一组织号召实行“第二次革命”。《时报》刊出过“扶正同盟会”的一个公告,否认广东军政府的合法性:“非出于中央任命之政府也,非出于人民正式选举认可之政府也,实则前逃督胡汉民暗自占据,前代督陈炯明私相授受,解职总统孙中山独行推举之政府也。”该组织指责广东军政府“已无中央之委任”、“不受中央之节制”、“自行分离于民国之外”、“违背约法、毒害报界、刻对民军、惨对党人、滥杀平民、遍任私人”。可见,这一组织的主要宗旨是要推翻陈炯明、胡汉民执政的广东军政府,广州、香港、澳门都有“扶正同盟会”的活动,顺德、东莞、新会、开平、香山、南海、高明、潮阳、海丰等县的绿林起事时,都打出过“扶正同盟会”的旗号。无论它们真的是“扶正同盟会”所发动的,或只是借用其旗号以壮声势,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扶正同盟会”的存在助长了广东的“盗风”,而且还使部分绿林团伙带上了政治色彩。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6 16:37: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龙在海角 于 2013-12-16 04:47 PM 编辑

广东治安大乱造成的社会危害


在1912--1913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妨碍了广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频繁的劫掠使水陆交通荆棘满途。在粤汉路,“连州江口一带贼风非常猖獗,抢掠客商,已成司空见惯。”“车站亦迭遭劫掠”。如在1912年8、9月,就连续有匪徒抢劫琶江口等站。在番禺、花县交界处,贼匪“抢劫火车,焚毁路轨,尤为明目张胆”。在1912年,广九铁路“各站频遭劫掠”,当年9月,部分护路军队被调去增城县清乡,“未几,南岗、车陂、新塘、西湖各站均被劫,并炸毁车陂至石牌路轨二次”;连续发生的铁路抢劫大案,不仅危害百姓,还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港英当局以保护铁路为借口,派兵进驻沿线各站。虽经广东军政府派员交涉,亦“不允撤退”。
    内河的情况更为严重。1912年春夏,“东、西、北三江,数月以来,颇为梗塞,盗贼如毛,抢掠不堪”。仅1912年5月4日至7月31日的《民生日报》,就刊登了31条提及客货轮船在珠江三角洲河道被劫的新闻。韩江的航行也不安全,旅港商号等曾具呈向胡汉民反映“韩江多盗,屡遭巨劫”、“常有一夕数劫,一劫数船”的情况。当时,广东的货运主要靠内河航运,河道不通不仅妨害商务,而且影响政府的厘金收入。韶关的一些商人请求派兵保护货船时便说:“似此河道梗塞,不独商民坐困,即税厘亦短收,关系非小!”由于货不能畅其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广州“柴米油各行,因河道梗塞,货少价高,小民苦矣!”因为害怕遭到劫掠,客、货船经常被迫停航。“香山大黄圃盗风猖獗,商旅不能行,各渡罢市,交通几绝”。“香山县属斗门一带地方及海面,连日被匪掳劫”,“各渡船因匪风如此炽炎,行旅商场皆畏其猖獗凶恶,俱不敢开行搬运”。女议员吴桂嫦特为此事在临时省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军政府派兵剿抚。

    在1912—1913年,广东可说是遍地皆匪,各县都是警讯频传。一则题为《书不胜书的盗贼》的新闻,一开头便说:“比来各属盗风,真有记不胜记之势。”

    西江悍匪“大粒烟”李芳,“上书于孙中山不得逞,乃召集党羽六七百人,……结巢拜会,四出为患,陆则掳人勒赎,水则抢劫航轮”。1912年7月初,“大粒烟”匪部竟然攻占了开平县城。以后几个月,“大粒烟”率领部属在肇庆等地劫掠,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新闻人物。阳春县“贼匪遍地,劫无虚日”。阳江县闸坡等地,“聚匪干余名,到各铺户打单,……间或列队出行,俱荷枪支,行前者喇叭铜鼓开道,张胆明目,横行无忌”。高州“匪氛猖獗,百倍昔日”。茂名在清代还不算是匪患特别严重的县,但在1912年6月,该县县长陈卓平接任后呈报称:“县属自光复后,匪风回炽,掳人掠物,日凡数起。……前则三五成群,今则千百成队。综计东、西、北三路,被匪焚毁六七十村,掳去二百余人,杀毙三百多命。居民转徙,十室九空。……商店半数歇业,学堂全罢课,田地则多属荒芜。”


    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佛山自反正后,盗贼充斥,人心恐惶。”官窑乡号称“劫无虚夕”,仅1912年4、5月间,“一月余,十里内,被劫四十余次,被害数百家。”九江镇“四境不治”,避乱出走者“日不下数十艇”,“商场大受损失,农桑失业尤甚”。广州城外,盗贼“予取予携”。广州城内的劫案不少是城外的盗贼干的。在广州城南(番禺县境),盗贼“百十成群”,“无物不抢”。县西北部的茭塘司,“白日抢劫,日必数起”。
1913年4月23日,“各匪以联义堂名目,召集党羽,大会高增圩,各持驳壳枪,轰放示威。摆酒八十余席,商议勒收行水事”。该地离广州城并不远,“各匪”如此肆无忌惮,治安情况就不难想见了。“香山贼风之盛,书不胜书。”1912年5月,县城外的港口镇“全埠被劫”,“连日谣传劫城,一夕数惊”。离翠亨村很近的南葫一带,“贼匪猖獗,掳劫迭出”,致令“商民惊恐,住户纷迁”。:“东莞盗风素炽,近则较前尤甚,……现在盗匪蔓延各地,东莞一属,几无尺寸干净土。富商大贾迁避,多半歇业“,“新会劫案迭出,几有舟楫不通之势。”《民生日报》曾详细列出1913年1月至5月初新会发生的大劫案,并加按语说:
“劫案已达九十余起,其未及调查者,更不知若干。”“顺德盗风,甲于他属。劫掠焚杀之案,所在多有。”县城大良镇,“盗风日甚一日”,城内接连发生大劫案,盗匪对“来往大小船只及渔船,无不肆行劫掠”。大良镇成了“盗贼世界”。丝业中心容奇镇也被称为“盗贼世界”。“容奇桂洲一带,时有驳壳长枪之匪徒数十人游行,声言向大良城抢掠。”珠江三角洲谷米集散地陈村镇,“盗风猖獗”,仅1912年9月,“旬日劫案四十余起。”顺德县人士认为:“属内贼风之披猖,实为亘古所未见。”有人甚至惊呼:“顺德其终为盗乡乎!”

    珠江三角洲是省城广州的所在地,又是广东全省经济的重心。正如时人所说:“吾粤南、番、东、顺、香、新各属,为精华荟萃之区,地肥沃,物产蕃衍,尤以蚕桑业为最多。故土丝一门,为货物出口之大宗,尤为粤人商业财产之所寄。”治安不靖使丝业大受打击。1912年,“容奇、桂洲两乡近因盗劫频频,各茧市皆休业。……本年头造桑大丰,丝绸销路颇旺。故各农工皆有些活动,已逐渐恢复,今日因被劫者日有数起,故常有开张而复闭者”。“劫丝劫茧者,指不胜屈,致本造业桑蚕者,纷纷休歇”。顺德织绸的“机房”在1912年夏茧丝旺季“纷纷歇业”,“其原因系被贼匪勒收打单,否则焚劫,故惧而休业”。1912年顺德、南海、香山、番禺等主要产丝县,“贼风猖獗,商旅裹足,及因纸币影响,以致丝价大跌”。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区是广东省内唯一可以提供大宗商品粮的地方。“顺香新为广州之奥区,沙田相望,民食攸系”,“但掳劫之案,日凡数起”。“东海十六沙,西海十八沙,膏田万顷,向为盗匪出没之区”;沙田区治安不靖,对广州的粮食供应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经济衰落、米价高涨和游民、盗贼增多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

无论在城市还是村镇,商人都是盗匪掳掠的主要对象。商人都是盗匪掳掠的主要对象。广州商界的头面人物也成为受害者。粤商维持会会长李戒欺的胞兄李雪川“被匪截抢毙命”。广州总商会会董殷质文在城郊扫墓时被掳。由于“盗贼充斥”,工商业正常的营业更是大受危害。有人激愤地说:“土匪之滋扰商场,为祸深且烈矣!投资者因其滋扰,莫不栗栗然,惟恐血本之陷入危机。已开张者如坐针毡,未投资者因而裹足。且满途荆棘,无问水陆,寸步难行,交通几断,商场如此,复成何世界!”

1912年4月下旬孙中山回粤时,粤商维持公安会的欢迎辞中,着重说了盗匪使农工商受困的情况,并愤怒指责孙中山:“我共和民国之广东而有此现象,此岂先生所忍见耶?此岂先生坚抱民生主义之初衷所能料到耶?敝同人等固商人也,也财产所寄,生命所关,避地无方,挽澜无力,惶惶然引为大忧,而不能不责望我先生布施宏力,有以拯救而维持之也。”这些话,在急切盼望中流露出了对民国未能带来安定的生存环境的不满。
农民也深受盗劫之苦。绿林好汉虽以富商为主要的掳劫对象,且常以“劫富济贫”标榜;但在实际上往往是“不分贫富皆遭劫”。报纸曾以《劫无可劫,不尽不休》为题详细地报道了1912年7月南海县金溪乡“一月八劫”的情况。时值双夏大忙,劫匪“蜂拥入村,不遗余滴,抢去耕牛七头”,“农夫无牛耕地,唯有束手待毙而已”。南海县大沥乡“盗贼横行,甚至抢割田禾,即姜芋贱物,亦公然抢劫,致农家失业,民不聊生”。从顺德县往广州运粪肥的农民也遭到抢劫。1912年夏,临时省议会咨会都督要求派兵保护沙田。咨文中说:“沿沙匪徒,竟敢分立堂口,强割早稻,不法已极。”顺德沙田区一些农民因怕掳劫,“左右各围多有弃其植物不愿收割”。新会外海乡在早稻将熟时田主都收到打单信:“每亩收银一大元,另洋烟十两”,“如有迟误,炮火连天,人命伤残”,“是以田主田丁走避一空”。1912年晚造将熟,劫匪在沙田区活动,“致农民收割,大有戒心”。香山县的沙田区,匪“百十成群,荷枪而行”;“新正堂、东粤堂、彩龙堂各匪打单,每亩勒收行水一元,始准收割”。“顺德各沙田,均有盗贼勒收行水”,“皆搭一台,书名某某堂横额,农民供纳行水,络绎不绝”。于是,有的地方出现了‘有租不能收,有禾无人割’的现象。仅顺德一县,当年晚造“约计被匪收去打单六七十万银洋”。在阳江县一带的劫匪,“扰及农户,无论钱银衣物牲畜,予取予携”,“农民以匪焰如此,恐晚稻割后适资盗粮,莫不忧形于色”。耕牛被劫致令无法开耕,是常见于报端的新闻。吴川县因掳劫及于贫人,竟“多有自卖猪仔出洋以避乱者”。
治安混乱也危及了教育事业。1912年夏,广州的教会学校岭南学堂的渡河船只多次被劫。增城县的劫匪,洗劫村庄、教堂、学校。顺德容奇镇的学校甚至向教育司申请“停课避盗”。
甚至出家人也不得安宁。广州城外著名的丛林白云山能仁寺,1912年上半年“被盗洗劫,不下十次”,该寺的方丈也被盗贼掳去。著名的罗浮山寺观,迭遭“盗匪蹂躏”,以致“迹冷空山。苍凉古刹”。

广东治安大乱,严重地动摇了人们对广东军政府和同盟会的信心。当广东独立的时候,农工商学各界都曾表示欢迎。人们分别按自己的理解,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共和幸福”。但无情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广东人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比清朝更危险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商人们对治安状况的不满与日俱增,对执掌广东政权的同盟会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同盟会着力经营他们掌权的南方几省,对广东尤其注意。孙中山号召把广东建成“模范省”,希望把广东作为全面实行三民主义的试验场。但劫匪横行,使同盟会在广东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成为胡汉民、陈炯明等人束手无策的大难题。《民生日报》一篇题为《目前治粤最急之政策》的文章说:“今者粤之乱亟矣!盗贼横行,江河闭塞;奸淫焚劫;以致居者搬迁,行者裹足,繁盛之区顿成瘠土,商务民生,日形凋敝。城之四隅,且难安堵,四乡僻远,尚复何言!故广东今日无论著何建设,均不能不以治盗为第一策。”胡汉民在关于设立总绥靖处的咨文中也说:“民国成立,亟待建设,唯土匪一日未靖,即地方一日不安,一切吏治民生,均觉碍难着手。”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6 17:54: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龙在海角 于 2013-12-16 05:55 PM 编辑

广东军政府的清乡行动及其失败后果

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对于广东治安大乱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也对广东的匪患采取过清剿行动,然而,广东军政府的治安措施,最终是以失败告终,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11年11月9日,广州成立同盟会执掌政权的广东军政府,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同盟会在广东统治了一年零八个多月。
作为一个省一级的政,广东军政府在孙中山解职之后,虽遥奉北京为中央,但无论军事、财政、法律、人事,实际上都是独立的。广东军政府取消了道、府两级行政机构,从1912年5月起,成立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大致在原来的府或更广阔的地区设立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各绥靖处督办、总办除有权指挥、调遣所辖区域的军队外,还有“察吏之权”。同清朝一样,县也是最基层的政权。都督直接向各县发号施令,通过民政司任免各县县长,同时,又通过各绥靖处监督各县县长。在这个意义上,省对县一级基本上能行使权力,但在县以下的乡村,广东军政府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的的统治。
当盗贼日益猖獗,甚至威胁到了广东军政府的统治时,广东军政府为了清除盗匪,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全省乡村,于1912年5月,开始了极其血腥的清乡行动。“军队林立,尤以驻扎广属者为最多”。广州地区的清乡先后同盟会员朱执信、周之贞负责。顺德县成为清乡重点中之重点,“各处军队联合围捕,几于无乡不到,无日不围”。

但是,同盟会缺乏与农民有联系的人物,而原先与同盟会并肩作战,共同推翻清朝的会党绿林,此时已成为被清剿的对象。农民没有在这次辛亥革命中得到好处,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因为财政困难,广东军政府陆续恢复了原已免除的加三粮捐、沙捐、酒捐等苛捐杂税。对最为农民痛恨的钱粮征收中的陋规浮收,“都督通告,暂照旧章征收,其丁米一切陋规,悉令化私为公”。广东军政府大量发行的纸币不断低折,农民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在重重压迫下,农民对广东军政府早已不满,当清乡的军队在乡村焚掠滥杀的时候,农民甚至站在“贼”的一方反对“官兵”。如1912年11月顺德甘竹黄姓被清乡军队枪毙十多人,黄姓族人为报复,纵火烧了军队营房。同月,国民军李福林部在广州城北番禺县高塘清乡时,“乡人从匪拒捕”,“集众千余人,枪声隆隆,环向福军轰击”;重现了清末乡民反抗官兵的那种场面。

广东军政府清乡的主要办法,是出动军警血腥杀戮,厉行处决被捕者。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他的继任者周之贞“奔走指挥,杀人如草”。总绥靖处、各路绥靖处、警察局以及各县长、清乡军队的指挥官,实际上个个都有处死犯人的权力。广东军政府竟然规定,“赌盗会斗”案件一律按军法执行,无需依照法律审理,被告也不准请律师辩护。处决往往不宣布罪状或只以“无恶不作”一语敝之。尽管到了清乡的后期,都督也颁布过禁止滥杀、要依法判决等命令,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滥杀,也没有官员因滥杀受到严厉处分。全面清乡不到一年,据说“杀人且溢万矣”。议员批评军政府“厉行军律以待平民,尝有小小犯法,遂罹枪毙者不知凡几。草菅人命,民国岂宜有此”。香港的报纸说,广东清乡的军队“乱拿良歹,限以几许小时,不保则枪毙也;询以曾当民军者,即保亦枪毙也。滥刑残杀,创古未见”。广东军政府沿用了清朝官员的屠杀做法,所不同的是同盟会在乡村的支持者更少,而敌人则可能更多;因此,广东军政府清乡的成效也不比清朝更好。有议员总结说:“自设绥靖处以来,地方盗凤,仍未稍减”。
例如广东军政府曾规定,赌博者可处死刑。尽管人杀了不少,但珠三角的赌风并未减少。在1912年夏季,当时正厉行清乡,但“私赌私烟,四乡如故,公然开设,兵来则散,兵去又聚”;广州城外的黄沙火车站往北,一路都是“烟赌林立”。佛山郊区的石湾等处的番摊也是“屡捕屡开”,并有土匪、士绅包庇,佛山及附近赌徒趋之若骛。可以随手列举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底到1913年初关于顺德、南海、番禺社会治安的一些报道标题:《清乡自清乡,贼劫自贼劫》、《赌匪视县长如无物》、《匪徒视军队如无物》、《李县长其如盗贼何》、《地方之患在纵盗》、《明目张胆之白日劫案》、《劫匪披猖》、《盗贼世界》。仅从这些报纸的标题,就不难看出,即使在血腥清乡后,广东军政府对于乡村也未能建立有效的控制。广东独立后,军政府发行了大量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这些纸币在很多乡村地区被拒用,也同样反映出广东军政府在乡村地区毫无威信。

在省城广州,广东军政府集中了大量军队和警察,全力维持秩序。同盟会为了恢复和维护广州的治安,采取比清朝官吏还严酷的手段。清朝官吏在乡村地区往往实行“就地正法”;但在省城广州,杀人则不无顾忌。而同盟会在广州也厉行处决越轨行为者。负责广州治安的警察厅长陈景华曾公开宣称:“景华以杀人著,人所皆知”。“共和同人总会”的创办人容舜卿被陈景华枪毙,罪名不过是“在米埠河旁,勒令水面船户挂号编籍;其章程有云非入会不能平等自由、非入会不能保护生命财产等语”。洗涌铺户选出的乡约议事会议长、医生谢石村以“私自设会,每人收银五角;招集河南洗涌一带无赖,以与街坊为难”的罪状被捕。谢被捕后,“约中各铺户联盖图章赴保”,但因谢同陈景华顶撞,仍被枪毙。

广东军政府在思想文化方面,试图建立新的权威和规范,例如废止各种“与民国无取焉”的祠庙;下令拆毁清朝官绅住宅祠堂的标榜官衔功名的牌匾、旗杆;禁演“劝奖奸淫”的粤剧,要求戏班演“唤起国民尚武之精神”的好戏。还“禁神诞、禁烧衣、禁打醮、捉喃巫……禁妓馆、禁瞽姬、禁沙艇宿客……禁卖阴骘文、禁学堂拜孔子”;甚至出动军警禁止端午节龙舟竞渡;出动军队“禁止闺女参神”。广东军政府对文化舆论的控制,比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还要严厉。1912年3月,广州的《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因为在军政府解散民军时作了不利于陈炯明的报道而被封禁,《佗城报》编辑发行人陈听香甚至被处决,由此开创了民国记者因新闻报道被枪毙的先例。更令人无语的是,1913年初,《总商会新报》因“于前总统孙中山任意诋毁”而被封禁。由此开创了因为骂孙中山而报纸被封禁的先例。后人皆知,文革时骂领袖有罪,却很少有人知道,此风来源于民国,在同盟会治下的广东,骂国父亦可获罪。

为防范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广东军政府严禁各种会党。清末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组织了号称有10万人的“国民团体会”,该会被解散,陈惠普被迫出国。尽管孙中山自己也曾经是洪门的双花红棍,但民国初年海外的洪门致公堂要求在广东备案时,却被胡汉民拒绝。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心社也被查禁,理由是“此等社党,最足扰乱秩序,灭绝人伦,自应严行查禁,以杜乱兆。”

得不到群众广泛支持的广东军政府,在广州城也难以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广州商业最繁盛的西关,军警林立,却劫案迭出。广肇罗绥靖处督办周之贞在广州的住宅也遭到盗劫。1913年1月22日,数十名盗匪持枪劫掠闹市区的先施公司,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有人在报纸慨叹,独立后的广东,“七十二行,行行亏折;三千万户,户户凄凉”。由此反映出商界的普遍感受。1913年7月陈炯明接替胡汉民任粤督时也承认,革命党执政以来,“盗风未息,吏治未修,商业未兴,民生未奠,余如教育、实业暨一切应兴应革之政,亦未遑整饬进行”。待到1913年春夏之间,国民党与袁世凯面临摊牌时,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等广州商人团体纷纷通电支持袁世凯。广州商人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正如粤省商团的商董所说那样:“当日除国民党人助逆外,全体商界均反对独立,无一人与闻逆谋”。
广东军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推行各项政策时不得不直接依靠军警。为维持军队与持续进行清乡行动,又不得不滥发纸币、陆续恢复独立之初宣布免除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清末时接近,但军费支出则大大超过。清末广东的岁入“二千数百万两”,全部军费支出约847万两。而民国元年度(1912年7月---1913年6月)广东岁入为38139000元,支出军费19749000元。考虑到1911---1912年广东经济因社会动荡严重衰退,这个数额对广东居民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正如时人所说,“兵多而饷匮,不得不搜罗把剔,取尽锱铢,用若泥沙,以供军之衣食”。

但这支军队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清乡行动中备受挫折,又得不到城乡居民的支持,早就纪律废弛,士气低落。再加上袁世凯又千方百计进行拉拢,在1913年5、6月间,广东军队对同盟会和广东军政府的效忠已经动摇。陈炯明要反袁独立,“在粤军官皆不谓然”。广东宣布反袁独立后,当“兵仅六千,械欠精利”、“饷源不给” 的龙济光部奉袁世凯命令从广西向广东进发时,拥有两师一旅兵力的广东陆军几乎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广东的“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如果说,同盟会革命党人在1911年时是“不战而胜”的活,在1913年他们可说是“不战而败”。实际上,他们无法维护社会秩序,无法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失去了城乡居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甚至对军队也失去了控制,所以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得那么迅速。

本文引用资料
(1)《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2)《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3)《诋毁前总统之报馆勒令停版》,《时报》1913年1月14日
(4)《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5)《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2页。
(7)《水路两警察禁止竞渡》,《民生日报》(广州)1913年6月11日。
(8)《收粮难》,《民生日报》(广州)1912年12月24日。
(9)《近代广州口岸社会经济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10)《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 邱捷著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8 21:28:56 | 显示全部楼层
同盟会执掌政权的广东军政府,统治广东一年零八个月,开创了两个先例:

一是处死陈听香,开创了民国报人因言获罪的先例

二是查封《总商会新报》,开创了民国报纸因为骂孙中山而被封禁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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