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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傅斯年之种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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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5: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傅斯年谈民国学生运动:警惕脱离正轨变暴民专制

傅斯年(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汉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一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奉为上宾的社会名流,把蒋介石的两个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忆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的态度:

1.对抗当局的横暴,救助学生,显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

2.反对学生陷入政治斗争,力求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学的整顿,认为在结束学校混乱状态、改进教学等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体现着胡适派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中国学生运动的反思。

他们认为,学生干预国事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频频发生的学运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动辄罢课,学业损失太大,对大学和国家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有两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是这些意见同流行已久的对中国学生运动一味歌颂的习惯大相径庭,它对人们反思历史,认识已经深入中国社会骨髓的反自由的极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让中国人真正养成民主、自由的习惯(其应有之义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暴民专制,不正是“五四”以来各种极端思潮的流毒吗?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5: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1945年傅斯年访延安后污蔑中共:纯粹是专制愚民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5:22:31 | 显示全部楼层
1945年访问延安后傅斯年为何说黄炎培等最无耻?

延安之行确实使年近七旬的黄炎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毛泽东。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毛泽东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让长期接受国民党舆论洗脑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国民党媒体中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的共产党人,在黄炎培的笔下却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2不仅如此,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用《延安归来》打头阵,发动一个拒绝国民党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一党专制,大权在握,随时可以依“法”查封任何图书杂志出版社。发动拒检运动,委实是对庞然大物的国民党作力量极端悬殊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3黄炎培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国民党近两个月目不转瞬的相持,竟然取得胜利,迫使国民党撤销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4是日上午,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军警特务对他在重庆的寓所“菁园”进行非法大搜查,并用枪胁迫女佣、男仆,喝问他们黄炎培藏枪何处。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这批有恃无恐的大胆妄为之辈,竟又追至国府路三百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5。这起轰动一时的“菁园事件”,就是延安归来黄炎培左右为难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倾向共产党,国民党不高兴。

1946年1月31日下午,蒋介石宣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就在这天上午综合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惟施行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答:东北尚待另定办法。黄炎培喟然长叹: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6。2月黄炎培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东北内战的烽火已弥漫天空。这就引起了一段让黄炎培左右为难的风风雨雨的和平谈判的活剧来。“中华又见战云开,谁为生灵请命来。”7悲天悯人的黄炎培作为热心于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士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8。因此,黄炎培寄极大的希望于国共和谈。他和民盟诸中间人士穿梭于国共之间,费尽心血,祈望能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在夹缝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国共中间当周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黄炎培躁动、火爆和顶撞的性格,这大概是他由教育转向政治以后接受政坛撞击、磨炼而渐渐迫使他改变作风的结果。

一边是凭借手握朝柄而蛮横强硬的国民党,一边是认为真理在手而态度坚决的共产党。相形之下,黄炎培及其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却显得疲软无力。黄炎培找王世杰等人疏通,国民党方面毫无通融,坚持收回察热;找周恩来等人谈,周力陈利害关系,原则不变。黄炎培一事无成,深为国民担忧,大哭一场。1946年5月21日,当国共双方激战东北,黄炎培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求双方立即停战:“东北停战签字逾五十天,而双方激战未已,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同人奔走匝月,愧无寸功。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9其时,中共在东北十分困难,长春无法保住,因此毛泽东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立即复电,解放军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却十分恼火,对电报置之不理,在下令国民党军队随后进驻长春后,携夫人宋美龄到东北劳军,而且使出其惯用的特务手段,在派出特务于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从上海前往南京请愿的民主人士的同时要挟恫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经常于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总部蓝家庄,说某某打人的“请愿团”天明将到蓝家庄,某某东北负伤国军代表要驻进蓝家庄疗养。黄炎培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除由民盟诸友四处打电话请求保护外,别无办法,只有坐以待旦。

对毛泽东有利的和谈方案蒋介石不高兴,那么对蒋介石有利的方案,毛泽东、周恩来是什么态度呢?一样地不高兴!1946年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和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黄炎培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并表示第三方面今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但黄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因谋和心切而未能自觉遵守承诺。28日黄炎培等人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该方案复写三份,由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等分别送达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这时国民党军队刚从一连串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既成事实,只能对国民党有利。当梁漱溟等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时,刚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并且气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梁漱溟自知理亏,急忙又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已送出的方案收回,并立刻分头赶去。当黄炎培等赶到孙科那里时,国民党已对方案进行过讨论,并表示同意。黄炎培只好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才将文件拿到手带回来10。虽然风波告息,但梁漱溟和黄炎培都觉得焦头烂额。举步维艰的黄炎培痛心地写下《苦口》诗:“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哓哓又一旬。梦逐河边新万骨,觞歌白下醉千春。才驱敌去思劳止,复为谁来点卒频。缫出和娘丝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银。”11

这次国民党把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代表请到南京来,“醉翁之意”不在和谈。中共对此看得清楚,正如周恩来离开南京之前对黄炎培和罗隆基说的: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来南京的,不过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希望继军事胜利之后,赢得政治上的辉煌,将所有第三方面的党派都拉入国大,形成除共产党之外的举国一致。因此,国民党对第三方面加紧拉拢,不惜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国民党大员和各界名流走马灯般的轮番来做黄炎培的工作。继陶希圣衔蒋介石命以征询对时局的意见为名而专程拜访黄炎培后,陈立夫、潘公展等都来要求黄炎培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并放出风说:黄任之先生正考虑参加国大,当局拟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任老已有所考虑云云。黄炎培只好两次接见记者辟谣,把无意参加政府和国大的态度公之于世12。

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拉第三方面下水,决定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而随着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阵脚出现了松动、解体的危险,青年党已决定单独与会,张君劢的民社党也可能分裂出去。黄炎培意识到,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不容回避的关头。当天他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次日,民盟中央通过了他起草的这个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之前,决不参加。”两天后黄炎培对外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民盟暂不参加”与决议的“决不参加”虽只一字之差,却使黄炎培进退维谷的处境暴露无遗。为摆脱多方纠缠,黄炎培于国大开幕之际偕夫人去杭州避难,不料三天后回家时,依旧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数月前已明确的态度:“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第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谈及此事却充满欣喜。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13

黄炎培当然清楚,是否参加国大,无疑是一个与谁结盟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的关系一旦破裂,可供他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无立锥之地。当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失掉所赖以生存的外力、而自身又一无凭借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与谁结盟、向何方依归的抉择!他们可以仿效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风格,却惟独不能将西方政党所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搬到中国。如果说,延安归来时,黄炎培的“中间偏左”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加速腐败,则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中落实“中间偏左”,直至最终归于共产党。而这一切正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1947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寿辰那天,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一天。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4。七十寿辰刚过,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和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把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起来。在民盟和全体盟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民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黄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做最后的挽救工作。黄炎培等人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这位自称的“民盟忠实朋友”,此刻却表示此系中国内政,他本人“爱莫能助”,并劝民盟自动“光荣解散”。国民党有关当局也以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为由而拒绝同他们谈判。在极为严酷的气氛中,黄炎培只好以个人的名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协商,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即以国民党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条件,“民盟自动宣告解散”。11月4日,黄炎培等人在特务的监押下返回上海。翌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在张澜寓所开会讨论。此时特务云集门外,大声吆喝,以示威胁。会议最后决定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放。在这一决定公布时,黄炎培等亲手创立民盟而近日目睹民盟解散却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无一不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因为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国民党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党国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估计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的现象,引起黄炎培的不满。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对黄炎培指责甚烈。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好坏。”“最后民盟面对国民党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15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6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17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做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18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19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20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的首位。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来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邀请。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化装摆脱特务的控制,并在地下组织护送下乘坐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21

在黄炎培北上后,他的次子黄竞武依旧留在上海,最后惨死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屠刀下。黄竞武192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联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对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策反,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活埋22。黄竞武牺牲时年仅四十六岁,他因未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竞武的弟弟黄万里不仅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而且活到九十岁,却同样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万里1935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水利专家,1957年因三门峡水库的逆耳之言和一篇犯忌的《花丛小语》获罪而被打成右派,迭遭厄运,才华无从施展23。1951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梦里的母亲》提到儿子黄竞武之死:“中国的老百姓,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获得解放。/靠什么呢?/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千万人献出来的是鲜血。/千万人中间的一个,是您的孙儿,/这一滴鲜血,是您传给他的血。/娘呀!也就是您捐献给国家的血。”24此时的黄炎培是不可能想到几年后的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灾祸的,也是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黄万里的遭遇的。
发表于 2014-4-19 13: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傅斯年何人?旗人也!其先人是满清第一个殿试头名状元。
清史稿列传二十五记载:傅以渐,字于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迁左庶子。十年,历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国史院学士。十一年,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诏陈时务,条上安民三事。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文学士。先后充明史、太宗实录纂修,太祖、太宗圣训并通鉴总裁。又命作资政要览后序,撰内则衍义,覆核赋役全书。十四年,命以渐及庶子曹本荣修易经通注。十五年,偕学士李霨主会试。考官入闱,例得携书籍,言官请申禁,以渐请仍如旧例,许之。入闱病咯血,请另简,命力疾料理。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乞假还里,累疏乞休。十八年,解任。康熙四年,卒。
发表于 2014-4-19 13:13: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一苇可航否 于 2014-4-19 01:14 PM 编辑

由此看傅斯年之弃黄侃师胡适,观其与傅心畲、傅泾波、司徒雷登等人的交往,个中滋味,那些个贬斥“皇汉”的真要好好咂摸咂摸了!
发表于 2014-4-19 13:34:31 | 显示全部楼层
满人不屑“尼堪”,实事求是也!满人忍辱偷生百年,内外勾连,即便挥刀自宫也不忘本我!“尼堪”好不容易出个毛,如今却被自以为读了不少书的“鹦鹉”,学舌般贬损为“腊肠”,民族眼界高下立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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