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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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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30 15:40: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1:07 | 显示全部楼层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qi×dong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1:29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然而,边区有着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大环境。很难想像,把宣传的作用看重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泽东,怎能容许其麾下一部士气如此低落?此处,再次触及一个历史命题:乌合之众能成大事吗?看来,只要他们手段够狠、敌人够弱,就能得胜利。历史的进程一再表明,正义、纯洁、高尚均非推动历史所必备,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杀抢掠两百年,没所向披靡哦,还歪打正着地铺垫了文艺复兴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平日及运动中不如人意的表现,党中央当然了然于心。其后不断地整顿、改造、打击这个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泽东更以”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一语讥讽他们,也有他们咎由自取、不争气的成分吧?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1:4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

萧瑜有一部《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流传不广。多半因为书中所记之毛与当今人们的概念相距甚远。他写的是当年的一个屌丝,我们注意到毛时,这支“潜力股”已经“气冲斗牛”了。萧瑜与毛,是湖南师范的同学。那是建党之前,毛还是个大男孩,在在不入萧某法眼。连杨开慧都是他萧子升手下留情。但是,当人们惊讶于毛泽东终生崇尚暴力的时候,萧某可能在暗笑:本性难移、意料之中吗。

  牛津香港出版社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一大看点。据说,林斤澜曾“揭发”萧军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祇能算我大哥。此话狂则狂矣,细想一定有所根据。萧军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割据一方的枭雄阶段,帝王之相尚未显现。以萧军的阅历之广、境界之高,能称他一声“大哥”已经很给面子了。所以,从“日记”中萧/毛交往实录中看,此话真实度很高。

  毛泽东也者,因其事功影响深远重大,人们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连其只言片语、一颦一笑都有史料价值。我们所知的毛泽东,善恶妍媸不是第N手的资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为我们与毛老爷子连一面之雅也不曾有过。所以,不得轻视那些第一手的资料。而一手资料中,以被接见、听报告的价值最小,再次为汇报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禀性最为直接的,则莫如待他放下身段与之闲谈、讨论事情。1938和1940年,萧军两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据细心人士统计,萧氏与毛谈话凡十三次,公事之外,两人虽不至于对坐扪虱,剪烛西窗则颇有几次哦。难得的是,每次谈话,萧军都有详细追记,同时记下本次毛给自己的观感。

  十三次接谈,集中在延安整风之前,七大以后只有一次。这个分布提示了一个背景:萧军接触的毛泽东,是毛在其人格发生的一次划时代转变之前,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枭雄变领袖”的临界点。转变,不是蜕变,转过来的毛泽东带有许多前一阶段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如能确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较准确地理解其转变后的思路和作为。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带有凡人的质朴和诚恳。萧军《延安日记》里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是1941年7月18日。谈话是从“你是东北哪里人?”“锦县……”“唔……山海关外边那个锦县……”开始的。看来,问出生、晒地理知识,是毛泽东的一贯。然后“他抽出两支烟来,我们每人点了一支。我给他点火柴,他也并没谦让。这是自然而诚朴的。”(上卷P224)那次的话题很广泛,从鲁迅到萧军周围的人;萧军还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政治性的则如毛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类似的实在话还有:“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不愧是大作家,萧家接下来的场景描述,衬托了谈话的气氛:“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上卷P227)

  反映毛泽东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功劳的,但是现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什么好……无论怎样好,也是不能说它好的……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的……”。对于这种做法,萧军表示了理解:“从这话中我懂得了一种政治上所以不能讲真话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打倒一个影响的手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上卷P227)

  萧军给毛泽东的画像则“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个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上卷P227)如果萧军把毛泽东写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这部日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喽。

  而萧军是平视这位已经成就为历史人物的中共领袖的:“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对他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脚蹚实地看本质的结果。”(上卷P226)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2:37 | 显示全部楼层
就这样,面谈造就了私交,毛泽东显然乐意与萧军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给萧军的信是个证明:“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约谈是8月10日,还是那么轻松,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泽东轻车简从回访萧军,夜半方归(上卷P261)。江青也主动来过几次,如8月14日“蓝苹来,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她希望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也是这样希望着,他们的生活太枯寂。”(上卷P264)就这样,一来二去,萧军再想同毛泽东聊天,就不用预约,一度没时没会儿,想去就去了。在他们那里,喝过酒、打过牌,陪他们看过戏。有趣的是“看戏时,他常常冷眼看过来,因为我是和他女人并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萧军对江青的看法并没有进步“江青是浅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理解毛底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谈话,都颇有内容。如毛的“文化历史观”:“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上卷P316)毛还曾透露其为人的手腕道:“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的弱点……”(上卷P403)毛泽东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上卷P453)

  萧军则逐次记下了他对毛的认识或感觉,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学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后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处,也有相关记录。

  然而,萧与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风运动”的开展打断。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当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街上的人全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点自得的心情---这在他们看来是‘荣耀’。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和毛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 ……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是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随意不见了,萧军清醒地写道:“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下卷P769)

在这三年的间隔里,不仅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还召开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庆谈判。在党内,这是毛泽东走向最高权力的三年;在外部,则是中共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力量,渐为国际国内承认的三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诤友,而是各方势力的加盟。萧军作为鲁迅的弟子、独立作家的旗帜,政治价值不菲,故为毛泽东“礼聘”。萧军则因不愿以自由为代价,几经犹豫,始终没有“入幕为宾”。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4:31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经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做参考。因为,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

  其实,毛泽东等虽以“匪”称,但其格局岂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历史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现实则需要制造这样的规模,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对于根据地内部,如果没有煞有介事的这么一套,只怕不能收编、安置、教育、训练、差遣、控制、改造……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居心叵测前来投奔、输诚的各色人等。

  过去的延安书籍、回忆文章给读者的印象:好像那时的延安是个大军营,虽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们却士气高昂地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而百万字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诉我们,红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过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有市场、用货币,图书馆、展览会、电影、戏剧、演出,学校、医院、幼儿园……,司法也有“三级三审制度”(上卷P11)。而其举办舞会的频率,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超越。在延安“过日子”,一样既很无聊也有诱惑。他们呼朋唤友聚餐、喝酒,也会逛街购物,下馆子;幽会女友,串门聊天;花园散步、河畔练声……把延安生活细致地写到这个层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冯凤鸣的《狂飙时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极少几部吧?

  文化生活贯穿萧军的延安五年,星罗棋布,散见于《日记》全篇。读者的印象是,地处偏远的延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内容除去苏俄也有欧洲题材。不言而喻,画展只能是聊胜于无的照片。

戏剧,则新旧并存、中西参半。革命题材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出现。名剧如白毛女、茨冈、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萧军扫兴。经典平剧(即京剧)曲目与粗糙的秧歌戏同台献艺,郑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这里崭露头角、摇曳生姿……。

  如果说,囿于条件所限,延安的艺术生活还算多彩,那么,延安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之丰,更差强人意。身为作家的萧军,素有博览群书之需,延安生活诸多不顺,唯有读书,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延安日记》有大量读书笔记,这样的书目琳琅满目: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契诃夫)、希勒(席勒)、歌德、服尔泰(伏尔泰)、莎氏比亚(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欧洲哲学著作、战国诸子百家,中外文学理论……。所以,这部日记,文学评论、作品解析、艺术见解、素材准备,占有很大篇幅。萧氏视野之广、见识之高,也不多见。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萧军建议下召开的一事,《萧军日记》也有记载。从萧军的审美情趣、文艺思想、创作历程上看,当初的提议,看似意在请中共明确一下自己的文艺立场而已。而毛泽东竟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一切政治资源,让“无产阶级文艺”取代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没有书看,萧军恐怕早就不顾而去了。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市场不大,酒肆饭店不多,物价却堪以“腾飞”喻之。可想而知,设机关、办活动、养军队……都要花钱。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而“大生产”开办之前,花销大多征自边区的乡间吧?其它的财路则如1942年2月6日所记“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上卷P399,据指出,此君即为南汉宸)萧军随手记下日常开销和家常用度的价格波动,也足令人吃惊。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这里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员:四元。”(上卷P56)萧军没说自己是“几等”,从“日记”中的一首诗看,似为“甲等”,间有稿费,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华书店把16.8元的《八月的乡村》版税拿到。芬去门诊部为小孩看病,请她了一顿馆子。”证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张棣赓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见那时边币币值尚可,十块钱不仅能帮助两个人,还可以买两只下蛋的鸡。(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销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场把旅费1500元取了,仅是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费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门外买了一斤肉回来----已长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过了五个月,“20元买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费已经涨到450元。(下卷P121)后来,物价上涨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万八千元稿费,只够买肉吃了。(下卷P721)

  诚然,早已有人披露过,如李建国在“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中指出:“八路军没来以前猪肉比菜还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学院式枯燥、冰冷的数目罗列,怎比跟随一个具体的家庭,在父母的艰辛、孩子的成长中,看到收、支给他们造成的困扰,来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里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萧军日记》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官兵一致”当然是谎言,仅从《萧军日记》摘取一例即可想见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中)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5:13 | 显示全部楼层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楼主| 发表于 2014-1-30 15:47:04 | 显示全部楼层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延河两岸舞翩跹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是现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话文“饱暖生闲事”,道尽原理。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轻松的日子里,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选择恋人机会渐多。盛产绯闻的艺术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恋爱、结婚、偷情、离婚的故事都有发生。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于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里,于是我们就在《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后来在文化、艺术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轻时候的爱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预备把延安的:妇女,儿童,革命党人,百姓,军人,各写一篇小说。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为《沉淀》。”(上卷P9)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安的党人踊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例如:夫妻吵架,时常发生在艾青、韦嫈夫妇之间;李昌、冯瑞兰夫妇并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过一段姻缘;欧阳山的结发夫人是草明;江丰、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吴奚如等人,都享受过爱情的折磨。他们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散见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者间或眼前发亮或掩卷而叹。

延安女士

  这些是正常的夫妻、恋爱。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这里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上卷P409)

  《萧军日记》是一部“延安档案”,这部大容量的档案柜可以分为“橱窗”、内容与“夹层”。“橱窗”,是日记的“主题展示”除前述读书、观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儿女的家庭关系,也以极其坦诚、周详的方式“展现”。相信许多读者会在阅读中发现,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诸君自己的爱恋温存、七年之痒、情感纠缠、舔犊之情或无名烦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不易撷取的生动的素材。这部分内容因其诚实和坦然,直接地对应了其他部分(内容)所记人与事情的可靠性。

  至于“夹层”,则显示是萧军先生虽然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其实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实姓,为他们隐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径,保护着他们的后人。却又无损于我们读懂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物、事件的数量还颇可观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与边区事,还是能从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谁是谁。例如上卷频繁出现的T,代指丁玲,因为“日记”中提到:T说,她的小说《韦护》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这个线索,上网一搜,作者就出来了。所以,看《萧军日记》还有探微索隐的挑战与乐趣哦。

  尾注:本文着重介绍了“《萧军日记》中的延安。至于”萧军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萧军百万字日记揭開延安一角》、陈小雅的《萧军”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戴新伟的《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萧军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  延安日记》》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绍,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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