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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陨鼎湖山——辛亥女兵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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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5 13:2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14年12月,广东肇庆鼎湖山中,飞水潭边。已经是冬季,山风萧萧兮潭水寒。两名妙龄女子来到幽静的飞水潭边,相拥无言,随后就双双投入了冰冷的潭水中。

女子投水自杀,世俗之人往往是先联想到家庭变故、殉情等等原因。但投入飞水潭中自杀的这两名女子,并不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她们也不是意志薄弱的寻常女子。这两名女子的姓名,一个叫黄扶庸,一个叫邓慕芬。她们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女会员之一,曾经驰骋于沙场,她们都是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女兵。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反清斗争此起彼伏,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女性也投入到反清斗争中。以女同盟会员徐慕兰为队长,成立了一支由女子组成的军事团体——广东女子北伐队,这支队伍人数只有三十余人,却是辛亥革命中最早的女子武装,这批队员是最早投入武装斗争的辛亥革命女兵。


 1911年前后,广东妇女在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运动。同时开展了女权运动,在妇女问题上,反对家庭专制,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女权,反对纳妾,反对盲婚,劝禁缠足等等。这对于青年妇女有极大的吸引力。1907年女英雄秋瑾的牺牲,对广东省港澳妇女界也有影响。”秋瑾又称鉴湖女侠,同盟会浙江主盟人,早在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赴日本留学,1906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发动江浙两省武装起义。7月起义失败,15日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成为著名的“女志士”。在她的影响下,一些有觉悟的妇女投身到辛亥革命的行列中去。其中有女学生、家庭妇女、还有富商的寡妇或姨太太,也有一些逃婚的少女。她们大都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对婚姻问题不满,又无以求助而倍感精神痛苦彷徨,在同盟会的宣传发动下,她们感到参加同盟会,不仅可以救国救民,而且还可以解放自己。黄扶庸、邓慕芬便是其中之二。


 黄扶庸,广西梧州人,出生于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原在广州洁芳女校就读。父亲受人唆使,硬将她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富家子弟。她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与家庭决裂,投身革命,经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同盟会会员宋銘黄的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被选送到同盟会女同志活动中心香港实践女校,边学习边工作,后来参加了广东女子北伐队。


  邓慕芬(后改名秋零),广东顺德人,原是女同盟会员徐慕兰家中的女佣人,跟随徐慕兰一同出走,“出家革命”,加入同盟会。


武昌首义成功后,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光复。胡汉民在广州任广东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同盟会接收了广东省政权。那时,实践女校的师生们、港澳以及广东的“女志士”们(当时社会上多称同盟会的人为“志士”,而女会员则称为“女志士”)都兴高采烈,对“革命成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美好幻想:有的希望出国留学,有的希望在社会上谋得适当的职业,那些过去曾受过封建家庭压迫的少女便觉得自己已经是“女志士”了,回到家也可以扬眉吐气了。但她们何去何从,同盟会组织上迟迟没有安排。后来,广东军政府组建了“广东北伐军”,接着,社会上便出现了学生北伐队,华侨敢死队等等。邹鲁、高剑父等也发起组织了“广东女子北伐队”。本来等待上级安排而毫无着落的“女志士”们情绪已经十分疲沓,在失望之余听到北伐,精神又为之一振。他们都踊跃报名,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但又拖了两个多月没有行动,有的人因事因病未能参加,到出发时全队只有20多人。她们是:徐慕兰、宋銘黄、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陈秉卿、谭锦蓉、梁英颜、黎兴汉、赖军华、陈振权、梁国体、严淑姬、梁雪军、刘伟朋、陈汉兴、梁荃芳、汤连、陈志德等。而徐慕兰年长一些,又都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因而被选为队长。


出发前,全队经过短期整训,每天在广州东校场练习兵操、队列、骑马、刺杀和投弹,个个精神抖擞,戎装焕发,被称之为“今日花木兰”。在数千年封建制度和重男轻女思想习俗的压迫下的中国妇女,第一次组成女子武装队伍,打起了反封建,争女权,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的旗帜,用行动向封建社会示威。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月22日,广东女子北伐队从广州出发南京,又由南京挺进徐州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可是刚过了一个多月,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女子北伐队又奉命调回广州,不久便宣布解散。那群热望为国捐躯,为妇女解放,为个人寻找出路而投身北伐队的青年倍感失望,重新又陷入彷徨苦闷的深渊。他们美好的理想完全破灭了,因而从失望转为绝望,其中的一些北伐队女兵,与民国政府中的高官结婚,嫁入豪门,解决了自己的个人出路问题。例如许剑魂嫁给了邹鲁,陈秉卿嫁给了冯祝万。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北伐队女兵没有机会嫁入豪门,在工作、生活上也没有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和关照,特别是一些逃避封建家庭而“出家革命”的女同盟会员,最后的结果是在社会上无事可做,回到家中继续仍然受到家人和族人的奚落,被压迫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

黄扶庸原是对包办婚姻不满,逃婚后参加女子北伐队的,回家后顽固的家长仍旧不断胁迫她出嫁,使她不得不再度逃避家庭。后来徐慕兰在广东女子教育院任职院长,这才为黄扶庸安排了工作。邓慕芬原是徐慕兰家的女佣,家中有七旬老父,生活非常困苦,女子北伐队解散后,也是由徐慕兰帮助,安排在广东女子教育院工作。

但是黄扶庸、邓慕芬的工作只干了一年多,广东又形势突变,二次革命讨袁失败,龙济光把持广东政局,开始抓捕同盟会员,黄扶庸和邓慕芬只好逃亡。两人无家可归,彼此感怀身世,同病相怜,都感到世间黑暗,又无力改变。于是在1914年12月,二人相约来到鼎湖山飞水潭,双双投水自杀。两名辛亥革命女兵携手沉潭的事件,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极大震惊,广东、香港、澳门的报纸均有报道。

黄扶庸生前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显然,黄、邓二女的自杀,是对黑暗世界做出的一次无可奈何的悲愤抗议。


逝者去矣,在民国乱世中,自杀者一了百了。而苟活于人世者,结局也同样悲惨,本文最后,列举另外几位北伐队女兵的悲惨结局:


张馥真——南社会员,女子北伐队队员,30岁在杭州紫阳山祗园庵出家为尼,号耀真法师。

许剑魂——同盟会员,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与邹鲁结婚,数年后在香港被暗杀。

梁荃芳——同盟会员,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女子北伐队解散后,流浪香港没有工作,最终卖入青楼,沦为妓女。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5 23:20:35 | 显示全部楼层
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http://www.gzzxws.gov.cn/gzws/gz ... t20110720_21531.htm
 楼主| 发表于 2014-1-3 15:53: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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