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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权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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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22: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RICHARD PIPES

 1922年5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首次陷于休克。尽管有一批从德国请来的医疗专家的护理,他的病情毫无起色,因而不得不一步步把政务交卸给别人。在其临终的时日里,列宁经常有一种失落感,觉得他自己是失败了:他责怪他的党人,责怪俄国人民,怒其没有能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下,列宁就搜寻那些阻挠其方针大计、使之不得实现的敌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知识份子,认为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搞什么破坏活动,但绝大多数是反对他独裁的。1922年7月,列宁命令斯大林“要坚决地把所有一切的社会革命党人‘清除掉’……把他们统统逐出俄国……要逮捕几百人,必须说明理由——就说,‘大人先生们,滚出去罢!’”按照列宁的命令,警方逮捕了百名分属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学者,把他们装上船,送他们到西欧各国去度那种迫不得已的流放生活。

  下一个目标就是东正教会。1922年的春天,当时苏俄正遭受饥荒之苦,列宁觉得他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做到一举两得,那就是:借口用以赈济灾民,没收教会的财产;如果遇到教会的抗拒,那正好向民众揭露教会全无心肝,不愿民众的死活。在一份给中央政治局的备忘录里,列宁写道:

  “现在,也只有现在,当灾区里正在人吃人的时候,当成千成万的饿殍横尸路途的时候,我们正可以(而且也必须)用最野蛮、最残暴的力量,来没收教会的财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笔几万万金卢布的巨款。”[2]

  用这种方法没收过来的财物,并没有用之于救济灾荒,而是被苏维埃国家挪用应急了。

  1923年3月,列宁完全衰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八个月之后,他就死了。苏俄共产党没有什么条文,来决定列宁的继承人问题。因为党管不到党员的谁兴谁废,它只希望大家能通力合作,使党务得以赓续进行。在这个空隙里,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插进来了。斯大林在公开场合总是那样谦虚谨慎,表面上雍容大度,使人一点也看不出他那极其残忍狠毒,猜忌偏狭的本性。他已经在党的基层干部中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推荐,因此在1919年3月间举行的、不记名投票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时,在候选人中,除了列宁以外,他(还有尼古拉?布哈林)所得到的选票最多,大大超过了那位名望更大的托洛茨基所得到的选票。原先大家总以为托洛茨基会是列宁的接班人。

  在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曾与加米涅失、季诺维也夫组成三个小组,主持党务。这时,斯大林就与加米涅失、季诺维也夫串通一气,来搞掉他们共同的政敌托洛茨基。他们用造谣污蔑,对拥护托洛茨基的人进行威逼利诱,以及其他种种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法,解除托洛茨基的各项政务,把他开除出党,然后又予以放逐,先是放逐到中央亚细亚,1929年又把他放逐到国外。1940年,托洛茨基流亡在墨西哥,斯大林派人把他刺杀了。在搞掉托洛茨基以后,斯大林便转过来收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他们赶出中央政治局。那些牺牲在斯大林暴政下的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即认为“党总是正确的。”他们无法来为自己辩护,去驳斥那些捏造出来的种种罪名。

  托洛茨基在流亡中著书立说,总喜欢把他自己描绘为列宁所中意的人,而把斯大林描绘为列宁所鄙视的人。但他错了。事实上,斯大林才是列宁的忠实信徒,才是那位苏俄缔造者的适当继承人。在列宁逝世后的一、二年内,斯大林就毫不含糊地当上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在巩固了他的权力以后,他立即着手重振旗鼓,搞共产主义。自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曾一度中断,这时又重新上马了。斯大林心目中有三项互相关连的大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基础;农业集体化;全国一体化,整齐划一。本来,俄国接连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动乱不已,刚刚才恢复过来。这时就要在俄国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自然要招来危机。然而,这一点并没有使斯大林感到为难,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权就是在危机中得以发展的。

  “只有危机当头,政府才可以要求(并且得到)公民们绝对服从并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主义的实现,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个政权需要牺牲,需要把人作为牺牲。危机重重,正好使这个政权有所借口,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从空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要把神话般的空想计划变为事实。”[3]

  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的接班人往往只图安定,于是政事弛废。因为公民们已经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他们作出牺牲了。

  1925年12月,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按照一项粗略的规划,大力实现工业化。从那时起,“新经济政策”就被抛弃了。要实现工业化,就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其中的原因下面再说,要达成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大目标,都必须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而首先必须把那些不同的意见压制下去。斯大林主义是个整体,不容分割,一分割它就完蛋了。

  先说工业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工业为基础,而因为俄国的工业还相当原始,所以实际上必须从无到有,建设起这样一个工业基础。只有完成此项任务,苏联才可以有一个世界强国的经济和一支庞大的工人队伍,使它能与对方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平等往来。这些道理都是明白的,大家没有争议。但在工业化的步骤上,党的最高层中却有不同意见。最后,斯大林压制了那些持异议的人,不惜浪费人力物力,硬用拼命的速度来实现工业化。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为什么要大力实现工业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当时几乎从未提出,而后来也很少谈起,那就是为另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1927年12月,斯大林宣称:那些“帝国主义者”正在整军经武,准备再发动一场战争,并武装干涉苏联。为了应付这一(假想的)威胁,苏联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强大的国防工业。事实上,从开始的时候起,苏联的工业设施就是按军事需要建立起来的。

  在1929年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全国经济置于中央管辖之下,强调重要物资的生产:钢铁、煤炭、石油、重型机器等。中央计划机关规定了一套完全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而斯大林又于1931年发布命令,要在三年内完成这个“五年计划”,这就使这些生产指标更加无法完成了。及至1932年,原先规定这些重要工业的生产指标要增加三倍的,结果实际上只增加了两倍。产业工人的人数亦复如此,只从三百万人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人。

  政府想方设法要激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曾信誓旦旦,说要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用来骗人的空头支票,从未实现。实际上,因为资金都用在搞工业化方面去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的水平,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难以糊口的地步。及至193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到约合搞工业化之前(1926-27年)的十分之一。苏联经济史专家阿勒克?诺维(ATEC  NOVE)说道:“1933年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点。在承平时期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难以糊口的地步,这是史无前例的。”[4]

  为了提高生产绩极性,斯大林就采用资本主义的传统办法,实行物资刺激。1931年,斯大林抨击“平均主义”的原则,那是不管工人们能力的高下都给以同样的工资,是一种“极左”的念头。他进一步阐述道:平均主义使那些不合格的工人没有动力去学会技能,同时又使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不安其位,从这一行跳到另一行,以求能得到合理的报酬,这两种情况都伤害了生产绩极性。于是,苏联就制定了新的工资标准,大为拉大非熟练工人和最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

  搞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筹集起来的,其中包括印发纸币,征收赋税,出口粮食,甚至出卖国宝级的艺术品。

  然而,绝大部分搞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却是从农民身上搜括得来的。俄国的农民,自1861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以来,过了七十年,又实际上重新被农奴化了。1929年中,苏联作出坚定的决策,实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用斯大林硬梆梆的话来说,那便是:必须依靠国内的积累,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说,农民必须按最低廉的价格,用粮食来供应产业工人,城市居民、以及武装部队。伴随着农业集体化所进行的宣传,总是着重说明要消灭农村中的“剥削者”。那只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事实是:在农业集体化中受害最多最深的恰恰是普通农民。

  农业集体化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富业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掉”。换句话说,就是把富农们统统置于死地。第二步,解散农村公社,把农民所赖以独立生活的物资统统没收过来。农民们被驱迫着加入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那里,农民们辛勤劳作,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农业集体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它把苏联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变成了政府的农奴。

  “富农”一词,包括那些比较过得去的农民以及那些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的人。凡被划为“富农”者,其财物一律没收,其人或者是罚往苦役营服苦役,或者是带着家属到西伯利亚过流亡生活。根据官方的记载,在1930年和1931年,受到这两种惩罚的人数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二人。据估计,在那些逃过死刑这一关的人中,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冻饿而死。[5]在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中,估计约有四十万人想尽办法,先先后后逃回来,在城市里或工业区勉强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中农”和“贫农”也都丧失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农具和家畜。农民们宁可把家畜宰杀而不愿意把它交出来,剩下的才不得不上缴。这些财物,统统转到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化的农民,每年必须做满规定的工作日,完成由国家强制规定的交粮数额,才能得到一份最低的货币工资和口粮。国家付给农民的是戈比,[6]而把农民交上来的谷物制成面粉和面包再卖给消费者,所得到的却是卢布,利润高达许多倍。农民如果不能完成交粮任务,那只有自己挨饿。有的农民山穷水尽,迫不得已偷了一点粮食,那就被当做罪行严重的罪犯。1932年八月,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道臭名彰著的法令,规定“凡盗窃或破坏社会主义{注:应当读做共产党}财产者”处以死刑或十年苦役,此项法令适用的范围很广,连偷了几把谷物都包括在内。在此项法令颁布后的十六个月内,有十二万五千多农民被判刑,其中有五千四百名是判处死刑。[7]由于农民从集体农庄那里所拿到的仅仅是口粮,于是政府在1935年就允计集体农庄的农民可以种一块自留地,平均起来大概是每家一英亩,用以种植蔬菜、水果,供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到受国家监督的集体农庄的市场上去出卖。农民们也可以养牛以及一些小牲畜(但不能养马)。这些自留地所出产的东西,却远远超过了其土地面积所占的比例,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肉类食品。

  农业集体化使农业陷于社会最低层。那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还要苛酷。因为,作为一个农奴,他还可以当家作主,领有自己的谷物和牲畜(即使理论上不能领有,实际上还是领有的)。而这时集体农庄农民的境遇,却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一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在1935年,一个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从集体农庄得到二百四十七个卢布的报酬,那只够买一双靴子。[8]

  斯大林惯于弄虚作假,说农业集体化是农民们自觉自愿地搞出来的。但实际上,是苏联政府用极其蛮暴的手段来搞农业集体化的。斯大林曾亲口对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农业集体化运动历时三年,这场战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令人操心”。如果真是这样,农业集体化使斯大林觉得压力如此沉重,那末我们就不难想像,那些身受其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了。为了镇压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等地农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这些地区制造了一场人为的饥荒。他把这些地区的粮食统统运走,并动用军队,阻止饥民从这些地区逃出来讨饭。据估计,在这场人为的大灭难中,有六、七百万人死于非命。[9]为了镇压中央亚细亚游牧部族哈萨克人的反抗,苏联政府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杀戮政策:据信哈萨克人死者无算,足足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10]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2:44 | 显示全部楼层
农业集体在短期内是奏效了,它为苏联搞工业化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实际上,那就是把农民的粮食没收过来,分配给城市居民和工业中心的工人们。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毁坏了俄国的农业。第一,它把那些最辛勤劳动的农民划为“富农”,扫地出门了。第二,它剥夺了集体农庄农民在土地使用方面的发言权,土地上种出来的谷物不归农民所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一向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以后就只能勉强自给自足了。

  1934年至1935年之际,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粮食配给制取消了,斯大林宣称:“生活更美好了,同志们,生活越来越欢畅了。”然而,好景不长,共产党政权需要制造另一场危机,来施展其专制独裁的权力。共产党政权也需要有个仇敌。古巴共产党的领袖费代尔·卡斯特罗倒很坦白,他说出了他那些俄国祖师爷们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正当他所说:“革命需要有敌人……要发展革命事业,就必须有个对立面,那就是反革命。”[11]如果实在没有敌人,那也要假造几个敌人出来。

  1934年,有一位声誉卓著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格勒方面党的第一把手谢尔盖·基洛夫,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刺杀了。

  就作案现场的证据来判断,多认为斯大林是这起凶杀案的幕后指使人。基洛夫在被刺杀前不久,原是斯大林所倚重的忠实信徒。他曾经吹捧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为苏联以及全世界劳动者求解放的伟大战略家。”基洛夫在党组织中声誉日隆,使斯大林深感不安。基洛夫遇刺身死,给斯大林带来双重利益:一方面,斯大林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正好借此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去肃清那些被说成是反苏的“叛乱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斯大林要把列宁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领导干部统统斩尽杀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所搞的那些所谓“肃反”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恐怖运动。滥杀无辜,其手段之凶残狠毒,牺牲者人数之众,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可与之比拟了。这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斯大林发给地方当局的训令,其所采用的审案方法归根到底只有一条:严刑拷打,直到犯人甘愿招认其所从未犯过的罪行。

  这种训令付诸实施,其酷烈之状,我们从一名受害者写给斯大林的亲信乌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可略知一二。写这封信的人名叫乌塞伏洛德·梅耶霍德(Vsevolod Meyerhold),他是俄国戏剧界的头面人物,在共产党政权成立之初就参加了党。1939年,梅耶霍德无缘无故就被逮捕了,被宣布为“人民之敌”,实为恐怖政策下无数蒙难者之一。他写到他在狱中受审的情况:

  “当那些审问者开始对我用刑时,他们鞭打我,一个带病的六十五岁的老年人。他们把我按在地板上,脸朝下,和橡皮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和下肢。后来又让我坐在凳子上,他们用同样的皮鞭劈头劈脑地抽打,用力狠猛。过了几天,我两腿的伤口还在涔涔出血,他们又用那条皮鞭打我那些青一块紫一块淌着血的伤口。那种剧痛,就像是他们用滚烫的沸水浇在这些伤口上。我疼痛得直叫,号啕大哭。他们又用皮鞭抽我,用手抽耳光,揿头……除此以外,他们还搞什么所谓心理攻势。一个接着一个轮番发问,用赫人听闻的大帽子进行恐吓,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我躺在地板上,脸朝下,蜷缩着,歪着身子,号叫着,就像是被其主人用皮鞭毒打的一条狗。

  “我躺到我的小床上睡着了,但一小时之后又被拉去审问了。上一次的审问,接连疲劳轰炸了十八个小时。听得有人在呻吟,有人被从小床上拖起来,就像是垂死的病人一样。

  ‘死罢(哦,当然会死!)这比死还要难受呵!’这就是一个受审的人自言自语的话。我呢,我也用同样的话自言自语。于是我就开始胡言乱语,咒骂自己,只求他们能早一点把我拉到刑场上去……。”[12]

  在梅耶霍德按照程序认罪以后,当局就根据那些胡诌出来的罪状,把他枪毙了。

  大恐怖(大清洗)的打击对象不但是共产党员,连普通公民也包括在内。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1937年和1938年,罹难者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清白无辜的,即使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没有任何过错。这些罹难者分别被拉到一个由当地党的第一书记、检察官、和当地保安警察局长三人组成的法庭去受审。审问和判决的过程一般只有几分钟,被告就或被判处死刑,或服若役,或遭流放,而判决后不得上诉。平日不问政治的人不一定就安全,甚至连那些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的人也不能幸免。在大恐怖最猖狂的时期,中央政治局给各地警察当局定下“指标”,命令他们按照百分比,把当地居民中百分之几的人拉去枪毙,百分之几的人营。举例来说:1937年6月2日,中央政治局就定了一项指标,要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肃清掉”三万五千人,其中五千人要枪决。[13]一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又给全国各地定下“抓人”的指标,其中有七万人不经过审判就立即了枪决。[14]在大恐怖的罹难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曾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这些人被认为难以管束,容易搞“破坏活动”。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3:01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清洗对党的精英究竟造成多大的灾难,我们只要看看这一事实就知道了: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被枪决了。[15]所有当年列宁的亲密战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遭到逮捕,受到苦刑拷打,直到他们体质上和精神上都彻底崩溃了,再强迫他们站在作秀的所谓“公开审判”的被告席上,招认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包括做侦探、搞恐怖暗杀,以及图谋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在这些演出以后,他们就或者被处极刑,或者被罚往苦役营,那也很少能活着回来的。列宁在其所谓的政治“遗嘱”中,列举了六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作为他可能的接班人。这六位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一人以外,五人都死于非命。德米特里·伏尔科哥诺夫(Dmitrii Volkogonov)原为苏联的一名将军,后来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历史档案库里发现了三十份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都是在1938年12月12日这一天签发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惊愕万状”。这三十份名单,共计载有约五千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由斯大林签字判处死刑了。而斯大林在签发这些死刑判决书后,就踱进克里姆林宫的私人电影放映室里欣赏电影了。他一连放了两个片子,其中之一是喜剧《欢喜冤家》。[16]

  在这场绝灭人性的迫害狂潮中,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强迫着卷进去了。他们要告密,检举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谁说过什么“反动”的话,如不检举,你就与反动派同罪。在这种气氛中,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和信任,都荡然无存了。当时俄国人有句开玩笑的话倒真能传伸,说是一个正直的苏联公民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不过谁又愿意做一头蠢猪呵。

  1937年至1938年间的这场大屠杀,实际上就把各级“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统统扫荡了。他们的职位,全由一批新人来接替了。及至1938年,苏联共产党的行政人员中有百分之80.5是在列宁逝世后才参加党的。[17]在这一批新人中,又提升了一批党和政府的高官显宦,即所谓“高级干部”。这批“高干”,不仅盘据着一切有权有势的职位,而且享有种种特权,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凡属“高级干部”者,其身份是永久的,而且事实上是可以世袭的。当苏联解体时,这批“高干”约有七十五万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合计约三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1.5,约与十八世纪沙皇政体下从政贵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等。这些“高级干部所享受的恩宠,实与当年沙皇政体下达官贵人无异。这些特权阶层中有人这样说:

  “高干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别。那不仅仅是坐豪华的汽车,住豪华馆邸,只要是想得到的,总有一大批拍马奉承的人为之奔走,不断地满足你。所有那批小喽啰都是毕恭毕敬地听你使唤,使你每一项愿望都得到满足。你突然想看戏,就去戏院;你在猎场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马上就可以飞往日本。生活惬意极了,万事如意。……你可以像帝王一样,只要手指头一指,事情就办成了。”[18]

  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他们多为“拍马奉承之徒”,像奴仆一样伺候这些上层人物。

  红军也没有能逃过这场大清洗的浩劫:苏联红军原有五名元帅,有三名元帅遭到“清洗”;原有军一级的将军十五人,其中有十三名将军被处死;原有九名海军上将,结果只有一名活了下来,那些逃亡到苏联来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有多人被杀。牧师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到1938年因执行宗教仪式罪而被捕的神职人员达十六万五千二百人,其中有十万六千八百人被枪决。[19]几乎所有的教堂全都封闭了。大恐怖的杀人机器,也饶不了那些开动它的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原为斯大林手下的希姆勒,杀人魔王。他在1936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担任内务部的首脑,具体执行了这一连串的大屠杀。但因故冒犯了他的主子,斯大林就撤了他的职,把他逮捕起来,而最后也把他扔进血镬了。

  普通公民,只要平日与人有点嫌怨,由仇人偶尔提及或进行诽谤,就会被抓起来坐牢,或突然失踪。人们生活在一种病态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互相猜疑,惴惴不安,连最高级的官员也毫无例外。那位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苏联副总理的尼古拉·布尔加宁,曾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说起一件事。他说:斯大林有时会请客,“当客人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时,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命运如何——是送他回家呢还是把他下狱。”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罗·格罗米柯,是斯大林的忠实助手,也说起一件事: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只能单独进出,决不敢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乘一辆汽车,为的怕被怀疑是串连起来搞阴谋。斯大林死后,遗毒依然存在,恐惧和猜疑成了共产主义体制下一种固有的社会心态。苏联最后的一位领导人迈可·戈尔巴乔夫回忆往事,说以前有一次他邀请他的上司和邻居,当时担任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晚宴,安德罗波夫就劝他,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不要把心里话掏出出来,“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某人某地如何如何呀等等。”

  苏联解体后,秘密档案解密,有许多事情都弄明白了(但某些专家认为,这里面还有隐瞒)。在恐怖最猖狂的时期,1937和1983年,苏联公安部门拘捕了被认为有“反苏活动”的嫌犯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枪毙的有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来,每天要处死一千人。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罚往苦役营服苦役。[20](可以对比一下,在沙皇政体下在1825年至1910年这八十五年中,俄国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共计三千九百三十二人。1941年,当纳粹德国侵入苏联时,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着二百三十五万犯人,约占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1.4。[21]奴工在经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被强迫着到北边苦寒之地去伐木。这些无辜的人们困苦颠连,而在苏联解体后,却没有一个人为这些迫害良民的罪行负责。是的,那些作恶多端的人甚至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没有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倒反仍然逍遥自在地活着。

  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从1932年至1939年这七年间,即从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苏联人口锐减了九百万至一千万人。[22]

  这一场创巨痛深、滥杀无辜的浩劫,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有一则幽默的对话,说是有一名新来的犯人来到苦役营报到。营官问他判了多少年的刑期,他答道:“二十五年。”营官问:“你犯了什么罪?”他答道:“我根本没有犯罪。”营官说:“那不可能!既然没有犯罪,那你就服役十年罢。”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3:36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政府,视万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残暴地蹂躏其本国的人民,那么,你要记住: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都只着眼于未来,认为人应当如何如何,而把当前的人视为赘疣。这一观点,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有一次就写道:

  “当前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领着在荒野中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来定居,他们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来让那些适合于这片新世界的人来住居。”[23]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叫他们的信徒去搞集体屠杀。然而他们都乐于为了那些尚未出生的人而牺牲当前这些正活着的人。

  真的,值得等待这批“新人”的出现啊。这批共产主义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新人”,将不同于过去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在其所著之《文艺与革命》中,对“新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终于能够真正做到全面发展了……他首先是要做到能掌握其身体机能的半自觉活动,然后再做到能掌握其非自觉: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育,等等。在可能范围内,使之受到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人这个物种,即那个慢慢演进过来的‘智人’,将再一次经过合理的改造:自觉自愿地用最完善的方法,成为人工选择和心身训练的对象……人要立定志向……只要你坚持不懈,你可以成为社会生物学上高超的新型的人,一位超人。……人会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强壮,更聪明,更灵巧。他的身材会变得更健美,他的举止会变得更文雅,他的声音会变得更悦耳……一位普通人士,就可以有那样高的成就,与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不相上下,比肩而立。而在越过这座高峰以后,还有其他的高峰在后头。”

  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把那些寄寓这个罪恶世界上的贱胚子作为牺牲品,那还不值得吗?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当前的这些芸芸众生都不过是些垃圾,是那个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废物,把他们统统杀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史无前例的屠戮生灵,还伴随着一系列箝制言论自由的严刑峻法,旨在造成舆论一律的假像:人的肉体被消灭了或被囚禁了,人的自由思想也同样要被剥夺掉。列宁本人不允许别人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他在取得政权后所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封闭所有一切非布尔会维克党的刊物。尽管当时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贯彻这道命令,但等到1918年的夏天,他就不仅封闭了所有一切独立发行的报纸,而且封闭了所有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的期刊。1922年,列宁设立了一个中央检查局,叫做Glavlit。不得到它的批准,任何消息均不得见报;不得到它的允许,任何戏剧均不得上演。

  不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某种程度的学术自由还是允许的。苏俄早期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沙皇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样,是消极性的。它只是立下条文,规定哪些东西不得发表,而没有企图吩咐作者一定要写些什么。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项政策就改变了:书报检查制度成为积极性的了。它规定作者必须怎样写,而且实际上也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写。于是,所有一切揭露国家阴暗面的文章均被封杀——除非是当局认为有必要,才偶尔透露一点事实真相。限定只有政府官员才可以出国旅行;普通公民不得与外国人有任何往来,如有往来,就犯下通敌的嫌疑。除了拥护共产党的报刊以外,外国出版的书刊一律禁止流通。

  一种难以形容的千篇一律的情调,弥漫在苏联文化的各个方面。自1932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苏联文艺界官方的信条,它要求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处理现实问题,“要像现实并不存在而未来倒已经呈现在眼前了”。[24]于是结果,书报上所刊载的,舞台上所演出的,电影所放映的,广播所报道的,一点也不符合实际,而是一些超现实的东西。人们也看惯了这一套,心里所想的和表面上所做的不一样,造成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人们知道事实真相,心知肚明,却不敢说出来,只能私底下和最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交流交流;而在公开场合,却要弄虚作假,装做坚信官方宣传所说的第一句话。因此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苏联,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这种情况,就造成一种病态心理,甚至在共产主义消亡后仍然延续了下来。说谎成了一种生存的手段,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说谎。而从说谎到欺诈行骗,就只有一小步之差了。一个文明的社会,原是靠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来维系的。道德沦丧,这个社会就要瓦解了。共产党政府要求人人舍己为群,为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私人的利益,而结果却造成一种局面:人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他已经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大清洗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后来所说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实际上,那就是神化斯大林,说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一贯正确,而且永远如此,一直到他1953年逝世之日为止。他若批评哪部新歌剧,那部新歌剧的作曲家就只有匍伏请罪。他一谈语言学问题,所有的语言学家都只能鸦雀无声,不也赞一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个个争先恐后,齐声歌颂“领袖”的伟大,而他则安详地坐在一边,对这些谄媚之词安之若素。奥西普·曼代尔斯坦(Osip Mandelshtan)大家认为是此人是二十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之一,写了一首诗来讽嘲这位独裁者,并因此枉送了自己性命。诗中有几行是这样写的:

  他的手指像铁钩,

  手握大权把令行。

  他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高下在心。

  他的胡子像蟑螂的触须,

  上下翘动,威风凛凛,

  他的皮靴总是擦得亮晶晶。

  他周围有一群点头哈腰的马屁精,

  他们阿谀奉承,供他玩弄,得手应心。

  他们摇尾乞怜,唯唯诺诺,感激涕零。

  他高谈阔论,发号施令,

  他们个个争先恐后,

  把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赛过福音。

  牛头不对马嘴,是非颠倒,荒诞不经。

  第一次大屠杀都要庆幸,

  那真是莺歌燕舞,粉饰太平。[25]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3: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总要神化其领袖人物?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全知全能是神的通性,说某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就是要把某人当做神来顶礼膜拜了。

  把斯大林捧得这样高,这就使他越来越脱离实际了。他被一批阿谀奉承之徒包围着,不知道他统治下的国家的真实情况。他因为怕被刺杀,从来就不敢到全国各地去走走,而只是从那些特别为他准备的影片中,得到一些虚假不实的印象。他的助手和接班人赫鲁晓夫曾说起一件事,斯大林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是:集体农场的劳动者大排筵席“餐桌上摆满了火鸡肉和鹅肉。”

  有一个机构,倒是熟悉苏联的真情实况的,那就是苏联的公安警察。这个机构前后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1917年至1922年间叫做“契卡”,1922年至1934年间叫做GPU和OGPU,1934年至1954年间叫做内务部,1954年至1991年间叫做克格勃。它是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处理所有一切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之人,不论其为真正的敌人,或可能为敌之人,或仅仅是受猜疑之人。此外,它还管辖着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众多的劳改营。因为所有一切可以反映社会舆情的管道都已经封闭了,政府就只能倚靠公安警察来得到一些社会上的消息。公安警察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雇有为数众多的侦探和情报员。当年列宁是把政权交给共产党的,而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在许多方面,公安机关已经窜夺了共产党的权力,成为举足轻重的权力机关。

  在共产党人中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潜在威力并且利用它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斯大林实为第一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大众的玩意,叫他们偏离阶级自己真正的使命,不搞阶级斗争。列宁本人就毫无爱国主义情操,他很鄙视他自己的那个民族,在私人通讯中,他常常用些很不客气的字眼来称呼其本国人,诸如“苏联傻瓜,笨蛋”等等。有一次,列宁曾对作家高尔基说道:“才华出众的俄国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或有点犹太血统的人。”[26]

  斯大林却不如此。他在与干部人员的密切接触中,使他深信不疑: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在国内更能打动人心,这比那个虚无飘渺的什么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理想要切实有效得多。于是,斯大林就开始把他自己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等同起来,起初还是小心翼翼地这样做,而后来就日益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了。当时在俄国以及外国都流行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运动有利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密谋。斯大林想方设法,要把苏联从这一概念中解脱出来。斯大林是坚决反犹太的,他有计划地把政府部门里的犹太人予以免职。在其与希特勒结盟期间,他曾答应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本特罗普,说只要一找到非犹太人的合式人选,他就会统统把那些犹太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27]在他临死之前不久,他曾策划要把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一律押往西伯利亚。

  1934年,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斯大林即下令完全改变苏联共产党关于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政策路线。在这以前,是不准讲热爱祖国的;而在这以后,就积极提倡要热爱祖国了。以前讲历史,一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老的那一套,专讲阶级斗争;而从这时起,就着重讲授俄国在战争时期和承平时期的丰功伟绩了。及至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溶化在俄罗斯民族主义中:这个政权所引以自豪的光荣业绩,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胜利以及随后的一些胜利。由于它在洲际火箭导弹和宇宙航行等方面的创举,把俄罗斯提升到世界伟大强国之列,与美国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直到今天,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回首当年他们所留恋的决不是它的政治制度(即共产主义),而几乎完全是怀念其祖国在受到别国的尊敬和畏惧时是何等风光。

  在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斯大林长达二十五年的独裁统治,究竟是列宁所建立的那套政治制度之自然的,必不可免的结果呢?还只是事出偶然,让一个有病态心理的人劫持了革命政权。毫无疑问,斯大林暴露出来的特点是:他猜疑成性,偏爱固执,妄自尊大,而且极其残酷不仁。他的这些恶劣品质,后来都由他那些最接近的同僚证明属实。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之继承列宁,并不是用什么政变的手段,而是一步一步地由党内提升上去的。他是共产党所选定的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列宁的衣体应当由托洛茨基或布哈林来继承,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列宁赞赏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却没有把他们当做合适的接班人。斯大林所行使的专制权力,是列宁安排授予的。正是列宁,首先将用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把人抓起来当人质,设立集中营。在他心目中,法律和法庭只不过是“执行恐怖政策并且使之合法化”的手段。他主持订立了《刑律》的第57条和第58条。后来,斯大林就是根据这些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把几百万无辜的公民判处死刑或关进牢狱。正是列宁,使共产党通过一项决义,禁止“派别活动”。这就使斯大林得以把任何一个对他持异义的人打成“异端分子”。共产党体制内因袭下来的个人独裁,始作俑者就是列宁,尽管他本人有时倒宁愿采用与同志们协商的方式。“党永远是正确的”,这句话很容易就变成“党的领导人永远是正确的。”此项原则一经确立,那个高高在上的领导权究竟如何行使,就是个偶然因素,视乎其人了。

  乌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先后侍奉过列宁和斯大林,在他们下面身居要职,参与机密,时间之久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曾有人问他,在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人中,谁更“凶狠些?”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亲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28]有一则神话,托洛茨基倡之于前,赫鲁晓夫应之于后,总是说斯大林背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观乎此,这则神话可就不攻自破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发动的。德国处心积虑,整军经武,要为其在1918年的失败复仇,并且要征服整个欧洲。然而,苏联为了其本身的利益,也助长了并且诱发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因此,它也要为这次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负很大的责任。

  苏联屡次企图在欧洲各国煽动革命,但每次都失败了,而失败得最惨的就是那次派红军到波兰而被波兰人打败的华沙战役。于是,苏联领导人觉得,要把他们那一套政治制度扩展到别的国家去,最好的办法就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战。1925年1月,斯大林说道:“我们的那些敌国之间如果发生纷争、冲突、战争,…那就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这些冲突和战争,“毫无疑问,会给我国政府和我们的革命事业提供最大的帮助。”在提到另一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时,斯大林还未卜先知地说道:“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迟早一定会参战的,不过我们将是最后一个国家来参战。我们参战,将是在双方相持不下时朝一边投进万钧之力,一举而永定战争的胜负。”[29]

  根据这样一种设想,于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起直到1933年,苏联总是暗地里与德国军方合作,使之得以绕过《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凡尔赛条约》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德国制造坦克、飞机、潜水艇、毒气,而莫斯科当局却允许德国人在苏联境内制造并试验这些武器。德国人为了回赠苏联,曾邀请红军军官参加德军参谋人员的讲习班,学习闪电战的战略战术。(此外,在海军方面,苏联也曾与法西斯意大利有过频繁的合作。)

  由于有这样的一些打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2年至1933年之际斯大林会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了。斯大林不让德国共产党人在议会选举中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以对付纳粹党,这就使希特勒得以爬上政权的高峰。(详见本书第四章。)斯大林的想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亲西方的;纳粹党人虽然极端反共,但其侵略矛头是指向西方民主国家,暂时不会侵犯苏联。这样的一种想法,就使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间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项条约还列有秘密条款,由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斯大林实指望西欧的战事会像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事那样,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等到那些“资本主义”的交战国都打得精疲力竭,然后苏联就可以趁虚而入,横扫欧洲,所向无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亲信的人,此人曾以苏联外交部长的身份,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在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说中斥责法国和英国对希特勒宣战。他竟然说:“希特勒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你可信可不信。这仅仅是一种政治见解而已。”苏联授意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把英国和法国说成是反动的,侵略成性的。但事实证明:苏联这一套政策大错特错,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940年,希特勒的部队在法国击溃了英、法等盟国的军队,接着便逐步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实际上是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向德国提供食品、金属物资、以及其他稀有的物资。斯大林甚至把某些逃亡到苏联去避难的德国共产党人交还到希特勒的魔掌中。表面上似乎一切平顺,好像希特勒乐于继续和苏联保持这种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致使斯大林麻痹大意,竟然漠视英、法等盟国以及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所发来的警告:德国人正把大量军队调集到波兰,马上就要攻打苏联了。

  苏联红军,人员和装备都严重不足。经过了大清洗,那些最干练,最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大多数都已经罹难了。而且,红军受到约束,对于德军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因此,在德苏战争的头几个月份里,苏联在人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是触目惊心,令人骇异的。红军日蹙百里,有几百万人都成了德军的俘虏。

  斯大林惊惶失措,等他猛省过来之后,立即由他自己来指挥这场卫国战争。原先说是国人要为共产主义而战,这个虚伪的口号很快就放弃了,转而乞灵于宗教和沙俄时代那些军事上的光荣业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保卫“神圣的俄罗斯”而战。这场抵御外寇的卫国战争,起初似乎是无法取胜的,但由于希特勒在战略上的错误,以及侵略军那些绝灭人性的暴行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却渐渐现露出胜利的曙光。希特勒为了避免重蹈拿破仑兵败莫斯科的覆辙,他不直接先打莫斯科,而派出两路重兵,向北攻打列宁格勒,向南攻打基辅。在这些战役中,德军虽然俘获了更多的俘虏,但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等到德军集中兵力再来进攻莫斯科时,严寒的冬季已经来临,攻势陷于膠着状态。在战争初期,曾有不少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欢迎德国人来的;但很快他们就明白,纳粹党人并不是要把他们从共产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把一种更酷烈的奴隶制度强加到他们头上来,俄国人抵御那些装备远为精良的强敌,表现出无比英勇的气概和坚毅不屈的精神。实际上,是在东欧战线上。俄国军民击败了德军的主力,打断了它的脊樑骨,从而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然而,这场胜利的获得,曾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呵!红军的指挥官把士兵作为牺牲,不管会有多大的伤亡,总是驱使士兵投入战斗。往往是一次大战役下来,红军伤亡的人数就高达数十万人。在1941年夏季的基辅保卫战中,红军就牺牲了六十一万六千人;而两年之后,在顿巴斯的攻防战中,红军就牺牲了六十六万一千人。据外国学者们估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总数高达两千万人,其中八百七十万人是在战争中捐躯的。[30]苏联战斗人员死亡的人数,比德军在东欧战线上死亡的人数多出三倍多(德军在东欧战线丧命者亦达两百六十万人)。苏军约有五百万人被德军掠为俘虏,其中约有一百九十万人至三百六十万人或者因为饥饿,或者被枪杀,或者被扔进毒气室,都是惨死在德国的俘虏营中的。

  苏军的胜利给斯大林带来的报偿是:共产主义的疆域大为扩大了。苏军占领了东欧和中欧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合计起来,这些地区共约有九千万人口,而其领土面积大于法国和西德加起来的总和。此外,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这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莫斯科方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恩恩怨怨的关系,这时,中共在内战中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之际已经控有整个大陆中国。看来共产主义还要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那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苏联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德国战争这件大事,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拉在一起,团结一致。“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以后,在苏联历史上才破天荒第一次,政府对人民说了真话:德军是野蛮的侵略者,国家确实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必须起来抗争,救亡图存。”([31])卫国战争给共产党政权提供了言正名顺的合法性,使之成为人民的保障者。而在这以前,它是没有这种合法性的。这种军民合作,同舟共济的情谊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广大人民都衷心希望斯大林能放松他的统治,让人民得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此项希望却未能实现,斯大林在其最后的岁月里,依然是专横独断,丝毫也没有缓和的意思。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4:33 | 显示全部楼层
 斯大林之死,使他的那些接班人陷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觉得必须否定那个专横独裁的斯大林,以及他们采用的那些伤天害理的谋杀政策;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维持这一套由斯大林掌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就是这一套体制中得来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就再一次把共产主义事业和列宁联在一起,说他们是继承列宁而非斯大林。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这是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大会),新任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蓄意谋害共产党老干部的种种罪行。经过这一番揭露,斯大林立刻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他的遗体被从与列宁合葬的陵墓中拉出来火化了,改葬在红场后面的公墓里。

  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而且,以苏联官方所引为自豪的高效率,雷厉风行,那些无数的斯大林画像、雕塑像以及那些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地名统统一扫而光。好像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是一场恶梦,但就没有人试图解释这场恶梦般的“错误”,是怎样造成的。因为,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错误的,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政治和政治人物。或者说,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两种说法在当时都是难以接受的。

  反斯大林运动是一场英勇的壮举,甚至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行动。然而,它影响所及,却动摇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基础。因为大家要问,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政权下,竟允许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血腥罪行呢?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引发了一股深沉的但却不可遏制的反共思潮,即否认共产主义的合理合法性。

  为了抵消反斯大林所带来的影响,并且给共产主义体制注入新的活力,赫鲁晓夫又提倡神化列宁,他做得那样卖力,以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其影响仍延续了下来。1999年,当问到请举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名人时,俄国人的答案竟然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宁紧随普希金之后,居第三。(而尽管有赫鲁晓夫的非难,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斯大林仍居第四。)

  苏联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一经从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下解放出来,立即如释重负,不愿再受党的领导机关的约束了。他们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于是讲究生活享受,兢尚豪华,而且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把那个独裁者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作了某些缓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体制度和法令,则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统治依然如故,那些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依然如故。不过,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大为改善了,几百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获释,恢复了自由。许多被镇压的牺牲者得到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么,但他们的家属却可以免于受累了。允许和外国人作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获得入境签证到苏联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出国旅行。外国电台的短波广播照样会受到干扰,但却不再在收音机里装什么保险装置了。因此,苏联广大人民已经能从国内外的广播中得到比较确实可靠的消息。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打开了苏联人的眼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迈可·戈尔巴乔夫已经在苏共官场上身居高位,当他访问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德时,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吃一惊,他亲自看到,西欧各国不但生活水平高,文化习俗也颇有可观。于是,他“原先的那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民主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来得优越”,就动摇了。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说道:“我们都大为惊异,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都是胸怀坦白,态度从容不迫,最令我们赞赏的是:他们直言无忌地评论一切,批评他们政府的措施,批评他们国家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官”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尔钦,也有同样的想法,叶尔钦后来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位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国家元首。1989年,叶尔钦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沿途所见所闻,使他“原先那一套陈旧的想法和信条全都破灭了。”他在休士顿参观一家超级市场,看完后不禁大声感叹:“我们的那些人,对我们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么啊!”陪同他一起出访的同僚认为,就是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使叶尔钦完全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就这从反面说明,还是斯大林有理:共产主义体制只有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方可存在,不能让其国民(包括那些高层的官员)与外界有任何往来。

  在外交政策方面,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重新估计了国际形势,放弃了斯大林那种正面对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尽管摇摇摆摆,但还没有走到崩溃的边缘。苏共中央政治局采用了六十年前伯恩斯坦所作的预言:社会主义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就可以达到的,更不是用战争的方法所能达到的,只有用非暴力方法和能达到。新提出来的口号是:“和平共处”苏共号令那些外国的共产党人要讲联合,不仅是要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要联合那些社会主义党人。而以前,列宁会把那些社会主义党人视为共产主义之最凶恶的敌人。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同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政府是集中力量抓两件大事:一是扩张军队,一是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渗透。

  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一直保持着一支可怕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新领导班子认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将是核导弹。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一部分的原因是不得不缩减军费开支,因为军费开支浩大,绝大部分是用在常规军备方面的,常规军应当消减。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其理论根据:本来,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作为一种阻吓的威力,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战争。莫斯科当局却不这样想,它大力发展洲际运载火箭,可以越过大陆发动攻击。这样努力的结果,终于使苏联得以在1957年10月成功发射世界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量,Sputnik,这一光辉成就显示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以咄咄逼人之势威胁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在这以后的三十年中,苏联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投注了大量的金钱。——根据近年的估计,苏联军费开支浩大,竟占到其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苏联的军事威力,特别是它在核武器方面的贮存以及它在宇航方面的成就,使它在国际上赢得“超级强国”的称号。然而,这种“超级强国”的地位是虚假的。因为苏联是以其核武器的储存来向别国进行讹诈,而如果一旦真的动用核武器,整个苏联便有完全毁灭的危险。更严重的是,为了撑持这个“超级强国”的门面,苏联耗尽了它的经济资源,最后导致了它的解体。

  积极地在第三世界各国进行活动,原是苏联的一项政策,旨在从则面来包围那些西方国家。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前多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而它们在获是独立以后,仍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苏联向第三世界渗透,就是从侧面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外扩张也提高了国内的士气,看到那些以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党政权或亲共政权不断向外扩展,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幻觉,即认为共产主义的扩展是不可阻挡的。同时还连带地产生了一种效果,使国内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浪失效。然而,搞对外扩张却是一项耗费巨大的玩意,因为,要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就必须以赠款或贷款的方式,付出巨额的资金,而这笔钱是永远也不会偿还的。而且,这种投资的效果也很难说,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用金钱买来的同盟是靠不住的,转眼就闹翻了。

  1964年,赫鲁晓夫被他的那些同僚罢免了:苏联政府对赫鲁晓夫那些猛冲猛撞的活动越来越感到厌烦。用赫鲁晓夫之子的话来说,它渴望能得到“平静和安定。”赫鲁晓夫的位置被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为时达十八年之久,在最后几年,显然已有老态笼钟之象。苏联的政治机构搁浅了。

  年复一年,苏联的那一套体制日益衰落。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落后于那些先进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严刑峻法已经取消了,工人们不需再担心害怕,但又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鼓起干劲来尽其所能。正如他们自己所讽嘲的那样:“他们假仁假义地磨洋工。”认真工作的工人会受到同事们的嘲弄,被讥为“挑衅”。中央设计机关只是集中精力设计那些它所熟习的东西而忽略了新事物。于是,年复一年只是生产出同样的东西,新生事物如塑料工业、人造纤维,特别是电脑,均感缺乏。信息技术已经使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苏联因为一向坚持要严格控制信息,它并没有参与这场信息技术的革新。目前苏联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固然比斯大林时代要好得多,但还低于国家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全国几乎还有一半的人口,其每月的收入还不到十美元。酗酒成了国人的特性。苏联是世界上酒的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因酗酒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令人惊讶的是苏联公民生命力的下降,这从人口统计学上显示了出来:根据人口统计,在沙皇政体下,俄国曾经是欧洲各国中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口年年减少。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出生人数。

  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谁要想办成一件事,就必须贿赂那些掌管物资和劳务的官员。加官进爵,谁愿出最高的价钱,谁就可以捞到高官厚禄。阿塞拜疆共和国更是明码标价,为各级行政职务(包括党内的职务)规定了收费的标准:那些最有机会接受贿赂并盗窃公共财产的职位,收费最高。俄国人对这种贪污行贿勾当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愿意行贿,而不顾这种行贿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下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5:0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莫斯科的一处商场里,有一家出售各种零星杂物的小店铺,店主是一位残废退伍军人。此人开了一张价目表,说能为任何一个急切想进大学的青年人弄到入学通知书,而且科系任选。(因为进大学困难重重),而这位有残疾的退伍军人却神通广大,能搞到任何一所大学任何科系的入学许可证,于是顾客盈门,生意做得火红。那些溺爱子女痴心的父母亲,怀着殷切的希望,用抖颤颤的手,按照价目表上所开的数目,把钱塞到此人手中。这位有残疾的退伍军人倒是规规矩矩,严格遵守商场上公平交易的原则。他经常提醒他的那些顾客:他并非万能。当然,他会尽心竭力地去做,但不能保证一定就会成功。万一他们的子女得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会把所收的钱如数奉还。而且果然如此,每次遇到申请失败,那些父母就会收到退款。不过,他总是成功的时候多,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引来大批的顾客,他们都甘心情愿出钱来买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到底这位残废退伍军人凭什么去弄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呢?什么也没有!完全是骗局。他根本什么也没有做,没有找过任何人,没有向任何人说情,而他根本就不认识哪一所大学的教学人员或行政人员。然而他却以此赚了很多钱。他的这套把戏,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而想出来的:那些痴心的父母既然如此迫切地要为他们的子女找到读书的上进机会,那末,他们就决不会单单依靠他一个人的帮助,而一定是多方面寻找门路,到处请托可能还会送厚礼,找身居高位的人来玉成其事。在这许多受请托的人中,究竟是谁起了作用,他们是永远也弄不清的。现者,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那个青年人既然立志要进大学,那末他一定会悉心作好准备,通过入学考试,是就越过重重难关,扫清障碍了。而如果这一切的估计都落空,此人就只有退款了。[32]

  盗窃国家财产,在道义上丝毫不感到愧疚。实际上,苏联公民中有句俗话,是鼓励贪污的:“你不盗窃公家财产,你自己一家人就跟你吃亏受苦了。”人们有这种想法,致使贪污横行,流毒全国。

  政府的控制一放松,人们就敢于讲话,批评政府了,于是造成异义蜂起的现象。政府用过去那一套办法来处治那些异义份子,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的国安部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又添了一项新办法,那就是把他们关进神经病院。在神经病院里,那些异义份子接受药物治疗,也会受到严刑拷打。据估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克格勃属下的员工至少有四十八万人。其中约有二十五万人是骨干,手下有好几百万情报员,从事于国内的反间谍活动,并侦察一切动乱。[33]不过,批评政府的运动一经兴起,就不会停止了。异义份子尽管人数不多,却一直不断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

  在苏联控制下的那些东欧国家中,局势也在发展:1956年,当匈牙利人掀起叛乱,要争回其本国的独立地位时,莫斯科方面用军事力量粉碎了他们的反抗。1968年,当捷克的共产党人想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时,苏联同样用兵力进行镇厌。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正面威胁到共产党政权时,莫斯科方面就再也拿不出勇气来进行干涉了。苏联生怕波兰的工人运动会影响到苏联工作,它坚持要波兰共产党人自己想方设法去镇压团结工会。波兰政府犹豫了很久,终于在1981年12月宣佈全国戒严,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都逮捕下狱。

  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终于面临着真正的危机。那还不是要编造出一套理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遇到的危机,而是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衰退所造成的危机。苏联共产党政权第一次遇到了难题,那决不是用武力所能解决的。这种形势,迫使苏共要作出全面性的改革——那就是,要它让步。

  迟迟没有作出决定。当时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年事己高,而且常常有病,以及后来的安德罗波夫,都求稳怕变,只求能够不翻船就万幸了。但及至1985年左右,却必须作出决定,不能再拖延了。苏共统治集团觉得它确实面临着列宁所说的“爆发革命的时机”,那就是:统治集团的政府已经不能照老样子再统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再在这种统治下生活下去了。结果就造成一种紧张的相持不下的僵局,那是会爆发革命的。为了避免这场危机,苏共中央政治局乃于1985年任命了一位比较年青的政治局成员,迈可.戈尔巴乔夫,做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身负重任,那就是要重新搞活苏联的那一套体制而不触动它的基楚。事实证明,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每一项进行改革的措施,都遭到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的反对。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暗中怠工破坏,反对改革。及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参谋们终于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于是,他们就另辟蹊径,要把苏联改造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首先是开放,那就是政务公开,不再搞政务保密的那一套,并且大幅度放松了书报检查制度。于是,苏联当局又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或者是继续压制一切舆论,使这个国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开放舆论,那又会冒引起革命爆发的危险。戈尔巴乔夫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选择了引发一场控制下的爆破。事实证明,这一着是非常危险的。那位曾经长期担任过克格勃的首脑、并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过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就曾经警告过:放松管制,听任言论自由,那就会使整个体制土崩瓦解。他说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群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34]

  果然,那些多年来积压在人们心中的苦情和义愤,一遇到渲泻的途径,便轰然爆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官方的种种神话以及按照这些神话所编造出来的虚妄不实之词统统荡涤以尽。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做到了开放,他还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宣布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一部分是要由苏联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结束了一党专政的局面。自1917年以来,苏联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得以在选举官员方面表示自己的意见。苏联人民选出许多非共产党员当代表,甚至选出反共人士当代表,其中之一就是鲍里斯.叶尔钦。叶尔钦原为莫斯科党组织中一个离经叛道的头头,以猛烈攻击高级干部享有种种特权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声誉卓著。在这以后,事态就急转直下,令人目眩心惊。1989年,因为莫斯科方面拒绝派兵帮助东德政府维持其局面,那座柏林墙,它是隔绝东、西两大阵营使之不能往来的象征,被愤怒的群众推倒铲平了。苏联原先的那些卫星国,一个接着一个,宣布脱离莫斯科方面而独立。苏联境内的那些加盟共和国,也纷纷要求独立,莫斯科方面要阻止,但已无能为力。1991年12月,有一批死硬派的共产党人发动政变,旨在阻止苏联之进一步的分裂,却失败了。那位在该年早些时候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叶尔钦,宣佈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个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解体了。叶尔钦当政后,宣佈共产党为非法。新政府宣佈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要走自由市场的道路。那些原先享有种种特权的高极干部,本来可以扭转局势的,这时也被收买了。他们可以分得一大部分国家财产,将之据为己有。

  这些政治上的剧变,其势如疾风骤雨,迅猛异常。这就表明:那个貌似强大、坚不可摧的苏联帝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的解体,和七十四年前沙俄帝国崩溃的情形,非常相似。苏联的政体,和沙俄的政体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政体,专横暴虐,与人民大众没有亲密的联系。所以一到危急存亡之际,它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是孤立无援,众叛亲离。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俄罗斯大地上,共产主义是油尽灯枯,自然熄灭的。共产主义政权索取得太多太多,而它贡献出来的却太少太少,结果就造成一种停滞不前,死气沉沉的局面。在那里,极少欢乐,大家都觉得前途无望。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连苏联那些身居高位的社会精英都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他们看到:外面的那些发达国家在各项事业上都超过了苏联;而苏联只有在军费开支和酒的消耗量方面,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他们的自信心丧失殆尽,因此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没有作出什么反抗,而是乘机把大批大批的国家财产据为私有。他们只是用一种平静的心情,来看持共产主义政体的消亡。

  [1] 1918年8月,列宁遇刺,受了重伤,迄未全愈。1922年5月,他病情恶化,此后即陷于昏迷状态。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终年五十四岁。—译者注。

  [2] 派普斯:《列宁的真面目》第152-153页。

  [3] 米海尔?赫勒、亚力山大?尼克里契合著:《乌托那政权:自1917年迄今的苏联史》(纽约1986年版),第201页。

  [4] 阿勒克?诺维:《苏联经济史》(伦敦1988年版),第208页。

  [5] 尼古拉·维斯,见斯蒂芬·柯尔多瓦编:《共产主义黑皮书》(美国、麻州、剑桥,1999年版)第153、155页。

  [6] 戈比(Kopeck)是俄国币制中最小的单位,一百个戈比合一个卢布。—译者注。

  [7]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162页。

  [8] 诺维:《苏联经济史》,第243页。

  [9]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159页,第167页。

  [10] M.B奥尔科特:《俄罗斯评论》,第四十卷,1981年第二期,第122页,第136页。

  [11] 见于1963年2月24日哈瓦那出版之HOG报。修奥多·德拉普所著之《卡斯特罗主义:理论与实践》(纽约,1956年版)中曾予以引用,第217—218页。

  [12]阿尔菲赖德·米莱克:《美丽的空中楼阁》(莫斯科2000年版),第265-266页。

  [13]乌拉基米尔·诺莫夫:载威廉·道布曼等所编之《尼基塔·赫鲁晓去》(纽海文,2000年出版)第90页。

  [14]谢拉·费兹巴特里克:《斯大林主义实况》(纽约,1999年版)第127页。

  [15]俾特姆·D·瓦尔夫编:《赫鲁晓夫与死后之斯大林》(纽约,1957年版),第124页。

  [16]大卫·伦尼克:《列宁陵墓》(纽约,1993年版),第406页。

  [17]迈可:伏斯伦斯基:《高干:苏联的统治阶级》(纽约,花园城,1984年版)第61页。

  [18]伦尼克:《列宁陵莫》,第172-73页。

  [19]见2000年8月15日《纽约时报》,A7。

  [20]R.G皮克霍亚:《苏联历史记事,1945年至1991年》(莫斯科1998年版),第48页。

  [21]《苏联劳改集中营,1923年至1960年》(莫斯科,1998年版),第140页。

  [22] 诺维:《苏联经济史》第181页。

  [23]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纽约,1964年版),第114页。

  [24]路易·费舍:理查·格罗斯曼所编之《上帝也无能为力》(纽约,1949年版),第205页。

  [25]奥西普.曼代尔斯坦:《希望呵希望》(纽约,1970年版),第13页。英译者为Max Hayward。

  [26]高尔基:《列宁与俄国农民》(巴黎,1924年版),第64页。

  [27]亨利,皮克尔编:《1941年至1942年希特勒在元首官邸的谈话录》(波恩,1951年版),第133页。

  [28] 《与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录,摘自F·朱也娃的日记》(莫斯科,1991年版),第184页。

  [29]斯大林:《文集》,第七卷(莫斯科1952年版),第27、14页。这些话加了重点符号。

  [30]约翰·爱里克逊、大语·狄尔克斯合编《巴布罗莎·轴心国与同盟国》(爱丁堡1994年版)第261页。

  [31]莱奥纳德·夏皮罗,见乔治·乌尔班所编之《斯大林主义》(纽约,1982年版)第423页。

  [32] 安德烈.辛加斯基:《关于“新型人”以及苏维埃文明的梦想》(法兰克福,1989年版),第262-263页。

  [33] 罗伯特.W.普林格:《间谍与反间谍国际季刊》,2000年夏季号,第195页。

  [34] 马库斯.乌尔夫:《无耻之徒》,1997年伦敦版,第218-219页。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4 22:50:5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曾有人问他,在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人中,谁更“凶狠些?”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亲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安阿娥 发表于 2013-12-24 10:13 PM


与俺的观察相符。
发表于 2013-12-25 10: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按照人类正义理论,目前世界上70多亿人,有76亿以上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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